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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涛在论证民间文学的艺术价值时，也引用了郭沫若的这篇讲话：“如果回想一下中国文学的历史，就可以发现中国文学遗产中最基本、最生动、最丰富的就是民间文艺或是经过加工的民间文艺的作品。”这里又是三个“最”。虽然黄涛已清醒地看到“他这些话是在特定的场合和社会环境中讲的”，但依然认为“他列举的现象确为文学史上的事实”。郭沫若的话严重贬低了精英文学即作家文学的价值，他对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的陈述显然不完全符合中国文学史的事实，是情感化的而非理性的，因而是不科学的。那些历史上代表作家文学最高成就的文学大师的作品被排斥在“最基本、最生动、最丰富的作品”之外，显然让人无法接受。作为学术著作，这样一些片面的观点实在不宜作为正面论据来使用。论据站不住脚，论点自然靠不住。诸如此类违背科学常识的说法在民间文学研究中一再被强调，只会被其他学科的慎思明辨之士所取笑，乃至让人怀疑民间文学研究者的学术素养。
这些现象，在我看来，都是越过了民间文学的学科边界，侵入到其他学科领域指手画脚，盛气凌人。越过边界对别的学科横加干涉，是违背学术规范的。它反映了民间文学研究者的底气不足，所以不惜用一些近乎自欺欺人的大话来自我陶醉。越过边界到处炫耀自己的价值，不但不能提升学科地位，反而暴露了自身的不成熟。因此，所谓“科学价值”是一个违背现代人文科学特点并且不能自圆其说的提法，在论述民间文学的价值时，应该取消“科学价值”概念，把有关内容归并到其他价值中去。
其实，关于民间文学价值的提法，不必标新立异，用文艺理论通常所说的认识价值、教育价值、审美价值等来陈述即可。就现行民间文学教材所写的具体内容来看，不论用什么新概念，其范围都在上述价值之内。所不同的是民间的知识观、教育观、审美观和精英文学比有它自身的特点，民间文学研究要做的工作就是挖掘其特点，丰富人们对世界的知识，提供多样的精神资源，变换概念没有实质意义。在现行提法中，除“科学价值”不科学以外，“艺术价值”的提法也值得推敲。民间文学讲的“艺术价值”实际上就是审美价值。民间文学是艺术的一种形式，它理所当然具有艺术价值，用“艺术价值”来陈述是同语反复，用“审美价值”陈述则为民间文学提供了一个美学的角度。
对民间文学学科而言，错位和越位导致的结果是，自身独具的价值没有得到充分挖掘。民间文学的价值就在于它提供了与作家文学、外国文学不同的知识系统或精神资源，在文学的领域内，它和其他两种文学构成互补关系，从不同的侧面丰富、完善、平衡人类的精神世界。这样来看，民间文学的价值就是不可替代的，也就不须越过边界去借助别的学科价值来抬高自己的身价。谈民间文学的价值，就要把这一问题充分阐释清楚。现行民间文学研究特别是教材编写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作为“一个民族特殊的知识总汇”、“各民族早期生活的百科全书”，民间文学当然具有其他如历史、文化、政治、自然科学等方面的价值，对此进行研究和阐释是必要的，但不要喧宾夺主，更不能越俎代庖、扬己抑人。
三 文化学研究的效用和限度
改革开放时期的民族民间文学研究取得了突出成就。这个时期的研究突破了纯文学研究格局，采用多种方法，从多学科、多角度、多侧面挖掘民族民间文学的内涵，拓展了研究空间并使研究成果的水平得到提升。其中成效最为显著的是文化学研究。少数民族由于文明程度相对较低，学科分化不明显，各种思想、文化观念都依托世代口耳相传的民间文学得到反映，特别是创世史诗往往成为一个民族的百科全书。这就要求研究工作把民族民间文学作为民族文化最基本最重要的载体来进行解剖，揭示其蕴含的文化信息。20世纪下半叶的民族民间文学研究在这方面取得极大进展，成果丰硕。
民间文学的文化学研究是一条重要的学术进路，但同时必须警惕泛文化倾向。所有问题都由大而化之的文化来说明，造成的结果可能是什么也说明不了。同样，文学研究能说明所有文化问题却不能说明文学自身，这种研究的信度就是令人怀疑的。这种做法走到极端，可能会否定民间文学学科，它的存在价值、它的学术独立性都会丧失。泛文化倾向在80年代后期以来的民间文学研究中十分突出，文学自身反而受到严重忽视。为了民间文学学科的健康发展，如何在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之间确定一个合理的尺度和界限，是研究者从事民间文学的文化学以及人类学、民俗学研究时必须思考的问题。
(作者：云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民俗学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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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网 2011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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