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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民间文学价值观的越位与错位
民间文学陷入低谷，主要原因是社会大环境的变化。在商品化、市场化、物质化的社会，人文科学因为不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政治、经济效用而被人们轻视。所以，边缘化一度成为人文科学的共同命运。但其他学科如古代文学、现代文学等由于树大根深、学科自律性强而一时难以撼动，民间文学却受到了重创。这一结果的造成，除社会环境这一外部原因外，还有学科内部的原因。一些学者已经指出，民间文学研究遭遇危机的原因之一是自身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含混不清，导致了自我消解。如陈建宪就谈到了“民间文艺学因研究对象与目的泛化而导致学科特性消解”的问题。
在民间文学价值的归纳和界定问题上，也存在错位和越位现象。现在通行的民间文学概论教材，往往把民间文学的价值归纳为“实用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如段宝林著《中国民间文学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吴蓉章编《民间文学理论基础》（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刘守华和陈建宪主编《民间文学教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黄涛编著《中国民间文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都是这样处理。这种归纳和界定是值得商榷的，“科学价值”明显是一个越界的提法，“艺术价值”则有同语反复之病。
关于民间文学的“科学价值”，刘守华、陈建宪主编《民间文学教程》的界定是：“民间文学给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素材，具有独特的科学价值。”然后从历史研究价值、自然科学价值、文化学研究价值方面进行论证。黄涛本从历史资料、科学知识、思想感情和风俗习惯，语言资料等方面说明“科学价值”。这样的界定、论证和现在人们理解的、通行的“科学价值”的内涵有很大不同，是不严谨的，如果硬要进行这样的描述，那么，应该用“学科价值”而不是“科学价值”范畴。这里实际上存在偷换概念之病。
“科学”当然包含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但“科学价值”却未必包含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价值，约定俗成的含义只限于人们在认识自然、探寻自然规律、改造自然界的过程中所获得的知识的价值，即自然科学的价值。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所具有的价值一般不用“科学价值”来陈述，这样才能保证概念清晰，判断准确，界限清楚，从而保证知识的“科学”。这是现代科学的一个基本观念。如果各学科之间不划出必要的边界，那么各个学科又会变成混沌一团，那我们又回到了前现代科学时期。在中国现代科学经历100多年的发展，建立起精密规范的体系以后，我们还要用民间一些经验性的知识来认识自然，那就显得我们不具备起码的科学精神。因此，现在还来强调民间文学的“科学价值”，实在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对民间文学价值的这种归纳和论述，最早可能来自段宝林。他1964年在《北京大学学报》第2期发表《民间文学的社会价值》一文，明确提出了“实用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之说并进行了论述。关于科学价值，他说：“由于民间文学最真实、最全面地反映了人民的生活状况，最直接、最深刻地表现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它记载着人民自己的历史，总结了劳动斗争的丰富经验，是人民自己的‘百科全书’，因此它为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这段文字，行文有那个时代的特点，即喜欢用程度副词的最高级，造成一些绝对化陈述或判断。另外，在界定“科学价值”时，它的落脚点在“提供珍贵资料”上，提供资料是对的，但提供资料本身并不是“科学价值”。他的论证并不是“不可辩驳”的。这段话蕴涵的实际上是一般文学理论所说的“认识功能”或“认识价值”。这篇文章影响较大，如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上海分会、上海文艺出版社选编的《中国民间文学论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就选了它。段宝林又把文章的观点写入《中国民间文学概要》。他的《概要》是出版最早而且反复再版的民间文学理论教材之一，在民间文学研究界广有影响，后来的教材大都沿用了他的提法和论证思路。
因为对民间文学的“科学价值”的界定不科学，又要借此概念把民间文学的价值和作家文学的价值区别开来，于是在具体论证时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问题。
一是重复。刘守华本是从神话反映原始人的天象观念、农谚之类具有气象学上的价值等方面来论证民间文学的“自然科学价值”的。而这些问题完全可以归入前面的“实用价值”当中。事实确实如此，编者在论证实用价值时，就有“总结经验，传播知识”一条，并且说：“这方面的内容在神话、传说、故事中都存在，而尤以谚语为最直观和简洁明了”，然后就举了一些谚语做例证。
黄涛说“民间文学反映着民众世代积累的经验性知识，有对自然现象的认识和对自然规律的归纳，也有对自己的劳动技术、生存技能的总结，所以民间文学是一般人了解科学知识的途径之一，也是研究自然科学史的学者的重要资料。”这与前面讲的“实用价值”的第四点“民间文学是民众传授知识、实施教育的一种有效工具。民间文学是民众口传知识的主要载体”雷同。因为他所说的“口传知识”既包含社会历史知识，也包含“对于客观世界的解释”即自然科学知识。他又说“民间文学也记载着民众的思想感情和风俗习惯，有助于政府官员和各个人文学科的学者了解民众的文化史和民众文化的动态。” 这样的意思也已出现在对“实用价值”的论述当中。
二是贬低其他学科的价值。史诗、神话、民间传说等确实包含着一些历史信息，但从口头性和变异性所派生，民间文学在涉及历史事实时天然地具有主观随意性，所以它与以“探寻真实”为第一原则的历史学显然有巨大区别。忽视乃至抹煞这种区别，用史诗、神话、民间故事、民间传说等来构拟、证明或者改写历史，这样的历史肯定是“戏说”的历史。中国古代历史叙述确实有许多偏颇之处，但毕竟是世界史学中一个最为系统、丰富、严密的学科体系，有其不可置疑的价值。但民间文学教材的编者喜欢引用郭沫若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我们研究民间文学的目的》来支持自己的观点：民间文学的历史学价值比正宗的历史学著作还要高。刘守华、陈建宪主编《民间文学教程》第53页引用郭沫若的话说：“民间文艺给历史学家提供了最正确的社会史料。过去的读书人只读一部二十四史，只读一些官家准官家的史料。但我们知道民间文艺才是研究历史的最真实、最可贵的第一手资料。因此，要站在研究社会发展史、研究历史的立场来加以好好利用。”这篇演讲，从语气看，似乎是即席发言，没有经过认真推敲；而郭沫若又是浪漫诗人，喜欢说过头话，他用了三个“最”来强调民间文艺的历史价值：“最正确、最真实、最可贵”，这显然是文学的语言而非学术的语言。郭沫若这样讲，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可以理解，但民间文学研究者一直把它奉为圭臬，把它作为基本的理论支点，那就十分不智乃至近乎荒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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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网 2011年11月25日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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