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诗经》为我国诗歌正源的说法始于1930年出版的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该书受胡适、顾颉刚等疑古派的影响,把羲农尧舜禹汤时代的诗歌定为伪作,一概排斥。但是现在看来,这种说法尚未能穷其源,极其致,应予修正。大量史料说明,中国诗歌的星宿之海应上溯一千年,虞舜时代的《卿云歌》和《南风歌》为中国诗空的双子座。
一
中国是举世共仰的诗国。历史之长,作品之精,数量之巨,以文字传本产生之悠久,可谓举世无双。弄清中国诗歌的源头,对于认识中华诗词之本质特点,探究其发展变化的规律,评价其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有着重要的意义。
而当今流行的以《诗经》为我国诗歌正源的说法,就未免偏颇,值得商榷。
此说之兴,始于1930年出版的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该书受到胡适、顾颉刚等疑古派的影响,把羲农尧舜禹汤时代的诗歌定为伪作,一概排斥,故以《诗经》为我国诗歌的起源,解放以后一直沿袭下来。80年代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前言云:“《诗经》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最早的诗篇产生于西周初年,最晚的产生于春秋中叶,……自古以来‘风’、‘骚’并称。《诗经》中的‘国风’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成了中国古代诗歌的两个典范。”现在看来,这种说法尚未能穷其源,极其致,应予修正。
以《诗经》为代表的诗歌,古代被尊为经典,地位显赫,影响巨大,但并非诗歌的起源。大量的史料说明,中国诗歌的星宿之海应上溯一千年,直到虞舜时代的《卿云歌》与《南风歌》。这是中国诗空的双子星座。
《尚书大传》云:舜将禅禹,于是俊乂百工相和而歌《卿云》。帝倡之,八伯咸稽首而和。帝乃载歌:卿云烂兮,纠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这是一首昭示着从太古洪荒中觉醒的民族之光明的礼赞,辛亥首义后曾作过国歌。
《尚书大传》为伏生所作,他是《今文尚书》的权威,此书信而有征从未遭到质疑。另一部为王国维、胡适深信不疑的《竹书纪年》也明载此诗:(帝舜有虞氏):“十四年卿云见,命禹代虞事。”明言是虞舜禅禹主理国事时而作的诗歌。李学勤以为,“《竹书纪年》在研究夏代年代问题上有其特殊意义。正在于它是现知最早的一套年代学的系统”。后来经过我国《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虞舜禅让夏禹继位的时间是公元前2070年。在此之前,虞舜还创作了一首《南风歌》。《孔子家语》卷八云:
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
它表达了一种人民爱物的太和气象,为历代所推崇。这首歌还见于《礼记?乐记》:“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制乐,以赏诸侯。”《史记?乐记》亦云:“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王肃注曰:“《南风》育养民之诗也。……此诗之词出《尸子》及《家语》。”《尸子》、《孔子家语》皆先秦古籍,传承有序,是胡适所推崇的典籍。
然自百年前西学东渐以来,以胡适和顾颉刚为代表的一批新锐学者,大倡疑古之风,不承认商以前的文化为信史,根本否定了尧舜禹的存在,把此前流传的诗歌定为伪作,一概摒弃,而以《诗经》当作诗歌的源头。《诗经》固然是中华诗词的光辉代表,但它只是诗国早期的一段华章,而不是其滥觞的源头。
这种错误的产生,关键在于对夏禹的真实性存在误判。顾颉刚是“疑古派”的代表人物,他在《古史辨》中完全否定尧舜禹的存在,认为《尧典》、《禹贡》皆伪书。然其成见太深,以致得出违背常识的错误,未免鲁莽,失去了治学的客观性。在与刘掞藜的辩论中,在大量事实面前,他只好且战且退,强词夺理。最后以“我对此并不抗辩,因为这原是一个假定”,“以上说明我所以有‘禹为动物,出于九鼎的假定的缘故’,我现在对这个假定的前半还以为不误。对于后半便承认有修正的必要了”而作结。此种强言饰非,鲁迅看不下去了,写了一篇《理水》加以讽刺:
“这这些些都是废话”,又一个学者吃吃的说,立刻把鼻尖胀得通红。“你们是受了谣言的骗的。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的吗?我看鲧也没有的,‘鲧’是一条鱼。鱼鱼会治水水水的吗?”他说到这里,把两脚一蹬,显得非常用劲。
关于“禹”的存在与否,直到王国维的《古史新证》出来以后,才算有了结论。王国维在《古史新证?第二章》举出《秦公敦铭》上有“鼐宅禹赉”,又在《齐侯镈钟》上发现有“崇崇成唐……处禹之堵”的铭文,才确凿无误地论定禹史之真实性,并云:“夫自尧典,臯陶谟、禹贡皆记禹事,下至周书、吕刑亦有以禹为‘三后’之一。诗言禹者尤不可胜数,固不待藉它证据。然近人乃复疑之。举此二器,知春秋之世,东西二大国无不信禹为古帝王,且先汤而有天下也。”这时顾颉刚才改口说:“可见春秋时人对于禹的观念,对于古史的观念,东自齐,西至秦,中经鲁宋大部分,很是一致。”这场公案才算落幕了。历史上虞舜禅让有了有力的旁证。而虞舜诗歌的真实性也应当得到承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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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博览群书》2012年03月07日 【本文责编:CFN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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