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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势者可以利用权势干坏事，但也可以用来做好事、用来成人之美。《醒世恒言》卷7叙钱秀才受表兄颜俊之托，代其相亲、迎亲，却被颜俊误解，厮打起来。吴江知县正好路过，问明情由，即将高小姐判给钱青：“高赞相女配夫，乃其常理；颜俊借人饰己，实出奇闻。东床已招佳选，何知以羊易牛；西邻纵有责言，终难指鹿为马。两番渡湖，不让传书柳毅；三宵隔被，何惭秉烛云长。风伯为媒，天公作合。佳男配了佳妇，两得其宜；求妻到底无妻，自作之孽。高氏断归钱青，不须另作花烛。”同样以权势作成好事的还有《醒世恒言》卷8，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且公然声称：“我作了主，谁敢不肯！”《喻世明言》卷1，蒋兴哥在广东合浦因争执珠价误伤人命、惹了官司，知县恰恰是七巧儿的继夫吴杰。在七巧儿的一再请求下，吴杰利用权势平息了事端。
《喻世明言》卷10《滕大尹鬼断家私》，说是“鬼”断，实是“诡”断，是通过权势，既断家庭财产的纠纷案，又在神不知鬼不觉中为自己谋求利益。滕大尹为香河知县，以“廉能著称”。退休官员倪守谦立下遗嘱：“老夫官居五马，寿逾八旬。死在旦夕，亦无所恨。但孽子善述，方年周岁，急未成立。嫡善继素缺孝友，日后恐为所戕。”故在生前将十坛白银共一万两、一坛黄金共一千两暗埋于偏旧小屋的地下，并在遗嘱中将小屋分给善述。遗嘱最后声明：“后有贤明有司主断者，述儿奉酬白金三百两。”但滕知县在经过一番装神弄鬼之后，声称倪老先生显灵，托其代分家产，并将一坛黄金相赠作为酬谢。不动声色中，掠夺了一千两黄金。按当日金价，合白银约一万两，为倪守谦遗嘱中所许的三十多倍。
一千两黄金的入帐，自然也是利用权势的结果。但滕大尹应该说还算是有良心，没有将千两黄金之外的万两白银也收入自己囊中。而以明代的薄俸，倪守谦除了生前的花费及留给长子善继的不动产外，还有千两黄金、万两白银，自然也是通过权势得来的不义之财。
情欲的社会：情欲在男欢女爱中被描述得比才貌更重要
晚明还是一个追求情欲的社会。情欲可以使人不顾一切，可以使人不惜名声、不计后果、抛弃家庭、抛弃财产。
流传已久的范蠡与西施、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早已深入人心。《莺莺传》、《李娃传》、《霍小玉传》等唐人传奇，赞扬的也是男女之间义无反顾的爱情。至元、明时，历史上所有男欢女爱的传说，几乎都被编入戏剧，除上述范蠡、西施等故事外，诸如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李靖与红拂的故事、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故事、苏小小与秦观的故事等皆是。白居易《琵琶行》中所说的在江州遇上的素昧平生的长安故妓，也被编排为白居易旧时的相好。但所有这些故事，男女之间的情欲几乎都是以相互爱慕为前提的。男子所爱的首先是女子的貌，其次是女子的才；女子所爱的首先是男子的才，其次是男子的貌。由于这是一个科举的社会、一个文人当道的社会，而所有文学作品又都是经过文人加工创作的，所以，所谓的才都是以词赋为标准，读书人特别是相貌俊秀的读书人在作品中总是占尽便宜。即使是商人，也必须要有文人的味道。
在晚明白话小说中，虽然才貌仍然是青年男女爱情的基础，但情欲在男欢女爱中被描述得甚至比才貌更为重要。“三言二拍”的不少作品，男女之间的情感更首先产生于对情欲的追求而不是对才貌的爱慕，如三巧儿与商人陈大郎之间的情欲、邵氏与家奴得贵的情欲皆是。
《喻世明言》卷1叙薛婆设下偷梁换柱的圈套，助陈大郎诱奸三巧儿。虽然三巧儿数月前曾见过陈大郎一面，并因为陈大郎酷似丈夫而有好感，但并无所谓爱慕之心，尤其是在与其发生性关系时，更不知对方是何人，只是因为情欲的需要而“不暇致详，凭他轻薄”。经过一番暴风骤雨之后，才问对方：“你是谁？”并由此“无夜不会”，“情愿收拾了些细软，跟随汉子逃走，去做长久夫妻”，全然不念与蒋兴哥三年夫妻之情，也不顾忌自己家在枣阳县的地位和身份。三巧儿与陈大郎的情感，是从情欲的需要而发生的，并由于情欲的需要而加深，致使宁愿随其私奔。
如果说三巧儿对陈大郎的感情除了情欲的需要之外，还有陈大郎家中的富裕、相貌的英俊、为人的潇洒，那么《警世通言》卷35叙邵氏与家奴得贵的关系，则完全是建立在情欲需要的基础之上的。邵氏姿容出众，自23岁守寡，十年之中，立身贞洁，人人敬重；得贵则是一个“又粗蠢又老实”的家奴，见着主母，心中便害怕得紧。但在无赖汉支助的唆使之下，得贵赤身裸体连续三夜仰卧房中，遂使邵氏不能自制，不顾主仆之间的尊卑贵贱，不嫌得贵的粗俗愚笨，从此与其成了事实上的夫妻，每夜“必与得贵取乐”。
即使是因为才貌而一见钟情，所追求的也仍然是情欲。《警世通言》卷34叙河南南阳卫千户之女王娇鸾与苏州府吴江县教官之子私通，《醒世恒言》卷15叙江西临江府监生与众尼宣淫、卷16叙浙江杭州城内少女潘寿儿被无赖陆五汉骗奸，《初刻拍案惊奇》卷34叙杭州士人闻人生与少尼静观船舱奇遇，《二刻拍案惊奇》卷38叙张家湾女子莫大姐与情人私奔被卖妓院等，皆是。
值得注意的是，冯梦龙和凌濛初一面在作品中表现求色求欲，另一面又振振有词地告诫读者戒色戒欲。这正是传统道德和现实社会之间的矛盾在作者观念中的反映，并表现在作品之中。但是，冯梦龙、凌濛初以及其他所有白话小说作者，又都是一面道貌岸然、义正词严地告诫禁色禁欲，一面却用充满同情和赞赏的笔调，为读者讲述一个个回肠荡气的由追求情欲而发生的婚恋故事。作品所产生的实际效果是：劝戒情欲是假，宣扬情欲才是真。这在“三言”的第一篇《珍珠衫》中已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金钱、权势、情欲面前，传统的道德显得苍白无力。人们尽可以谴责道德的沦落和社会的败坏，但人性的本来面貌却在这种沦落和败坏中得到最真实最本质的体现。因此，晚明小说中所展现的，又是一个率真的社会、一个剥去了伪装的社会。当时的思想家们所推崇的是：“不必矫情，不必违性，不必昧心，不必抑志。直心而动，是为真佛。”（李贽《焚书》卷2）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是社会的现实，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市民社会的现实。思想家们所作的提倡，其意义在于将这种社会的真实放大，并为其提供理论依据。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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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博览群书》2012年04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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