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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苗族自治区成立，代表们在认真填写选票
湘西苗族自治区成立时区主要领导
60年前，湘西苗族自治区（即今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前身）建立，这是全国较早建立的地区一级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从此，历经千年苦难的苗族人民终于迎来了新生。
湘西苗族调查，石启贵贡献突出
1933年6月，注重进行科学与实地调查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凌纯声﹑芮逸夫来到湘西，在凤凰、干城、永绥等地进行苗族文化调查。到此调查苗族，是基于当时流行的民族概念与他们所学习的西方民族学﹑人类学方法，凌、芮二人千方百计地在此探寻本地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因素。他们深入乡村，观察及参与民间各种婚丧与宗教活动，记录苗语词汇发音。在历时约3个月的考察中，他们除了得到大量民俗文化数据外，也拍摄了许多照片以及一段录像片；这可能是中国民族学史上本国学者首次运用录像器材于田野的纪录。并在当地苗族人士石启贵的协助下，将许多本地口传仪式经文、社会知识与记忆以汉文写成约100册的文献，这也就是后来被称作《湘苗文书》的典藏文献。上世纪上半叶的南方与西南苗族地区，由于汉化效应，许多当地民众特别是地方豪族与知识分子，皆认为本地不同于汉族的习俗与“说苗话”是落伍﹑鄙陋的表现，并以仿效汉族习俗及能讲汉话为荣。在凌纯声﹑芮逸夫所撰写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中，就有这样的一段记载：
“近年以来，地方政府屡次出示严禁苗中淫祀，因此跳鼓藏一类的鼓舞，已不常举行。而苗中稍受教育所谓有识之士，谈及他们的鼓舞，常引为奇耻大辱，以为是暴露他们野蛮的特征。”
凌纯声与芮逸夫在此发掘不同于汉族的本地习俗、语言，如此行为在那些汉化的地方士绅看来，与“发人隐私”没有什么两样。因此曾有湘西凤凰一带的地方士绅去函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控告史语所学者“以苗俗古陋，多方采集，制成影片，以为谈笑之资、娱乐之具、谋利之用。”然而史语所的学者还是得到了当地许多人的帮助。其中，最重要的便是石启贵。
石启贵生于1896年，祖籍湖南永绥（花垣县）后来迁于干城。他的幼年及青年时期，正值清末民初中国发生大变革的时代。石启贵幼年曾入私塾，大学毕业后，他变卖家产到各大城市游历了半年，然后购买了织袜机、纺纱机、照像机及新品种的水稻种子等等，返回故乡。以发展经济、教育事业来促进苗族地区的发展进步是他的志向，为此，他在干城积极投身教育工作，在乡间进行改革农业生产的实验，并组织干城苗民文化经济改进委员会。石启贵早年受民族主义思想的启迪，因此，他在思考如何通过发展教育、经济，来使苗族步入先进民族之列的同时，又积极发掘、弘扬本民族文化，以凝聚、强化苗族的民族认同。当凌纯声与芮逸夫等人到湘西作苗族调查时，石启贵便成为他们最得力的协助者。石启贵为凌﹑芮二人提供了许多的地方民俗资料，特别是苗族歌谣、巫辞、传说等皆是世代口传，没有文字记载。在凌﹑芮两人的要求下，石启贵以汉字记苗音之法，将许多当地的生活习惯、宗教仪式、婚丧礼俗、民间传说等等口传记忆与知识转化为文字记载。
凌纯声与芮逸夫离开湘西后，石启贵还继续为史语所收集、记录苗族民俗文化。此后3年，他的足迹踏遍干城、永绥、凤凰等地苗乡，调查苗族风土物产、生活习俗、民间宗教。1936年，石启贵与龙辑五等人代表湘西苗族共同提出《湘西苗民文化经济建设方案》。此后为了苗族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地位提升，他又多次以地方代表身份向政府建言。
1940年，凌纯声与芮逸夫写成《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也在同年，石启贵完成了《湘西土著民族考察报告书》初稿。对比这两部报告的内容、章节与书写体例，可以发现石启贵的文章在内容上更丰富，且流露了许多对本民族过去低卑处境之悲愤，对苗区现实的关怀以及对未来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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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 2012年8月10日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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