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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口头传统作为文学史学的“挑战”
对上述三个问题的解答，切中了文学史的研究对象，也决定了文学史编写的内容。文学史学讨论口头文学，本身就意味着口头文学是文学史学不可缺少的研究对象。在20世纪，由于人类学和民俗学的兴起，口头文学研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和研究，文学史学领域也开始逐渐重视口头文学。20世纪下半叶的文学史学中的口头文学研究(尤其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学中的口头文学研究)，对传统文学史学带来了不少挑战。
其一，口头传统研究挑战了知识分子文学史观。19世纪后期以来，有不少文学史家认为文学史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史。勃兰兑斯提出文学史“是灵魂的历史”， 他认为研究文学史就应该分析作者的思想特点，“不对它有所了解，就不可能理解这一本书”。 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基本就是为“杰出人物”作家谱，突出了“杰出人物”对文学发展的影响与作用。勃兰兑斯的观点在文学史学中有着比较广泛的影响，圣伯夫“通过作家身世与心理来分析作品的方法” 就与他异曲同工。在中国文学史学中，也有不少学者认同上述观点，杨义认为：“一切有价值的文学史都可以看作具有现代人主体意识的心灵史”。 陈思和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源流、分期与发展状况》中，把文学史视作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史，他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就体现了这种文学史观。知识分子文学史观在理论上排除了口头文学进入文学史叙述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然而，晚近的口头传统研究抬高口头文学的在文学史发展中的作用与影响，强调口头文学与作家文学都是文学史发展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把口头文学纳入文学史写作范围，尤其是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写作中，口头文学被提高到与作家文学同等重要的地位，甚至有个别民族文学史其实就是一部口头文学史。由此可见，口头传统研究挑战了知识分子文学史的霸主地位，使文学史书写出现了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双线并进的局面。
其二，口头传统研究挑战了文学史上的既定结论。一方面，在主流文学研究中，口头文学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处境，在口头文学研究得到重视以后，作家文学独霸历史的文学史写作方式成为口诛笔伐的对象，口头文学进入文学史研究范围挑战了作家文学独占历史的文学史定论。晚近提出的中华多民族文学史和全球化一体化文学史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对作家文学独霸历史的文学史写作方式的反抗。另一方面，口头文学在传承过程中，仍有不少口头文学处于淹没状态中，还没有进入文学史研究的范围。因此，新的文学史料的发现对于文学史写作必然带来冲击，比如新近发现的苗族史诗《亚鲁王》，这部口传史诗以其丰富的内容、独特的形式，不但对已有的苗族文学史成果是一种挑战，使重写苗族文学史成为历史的必然，而且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成果也是一种挑战，它颠覆了中国南方民族没有长篇史诗的文学史定论。
其三，晚近的口头传统研究的新趋势挑战了文学史叙述方法。20世纪30年代以后，美国学者帕里和洛德共同创立了口头传统的比较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后，口头传统开始向口头传统的诗学研究转向。口头诗学借用现代语言学、人类学、民俗学的方法，注重对口头文学的程式、句法、叙事模式、演唱方式等方面的研究，形成了系统的口头诗学理论体系。中国学者借用西方口头诗学理论，结合中国口头文学研究的实践，形成了口头诗学的中国学派，比如朝戈金的《口传史诗诗学》和尹虎彬的《古代经典与口头传统》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成果。口头诗学研究充分挖掘了口头文学的艺术性，比如朝戈金运用口头诗学理论对《亚鲁王》的分析，揭示了《亚鲁王》作为“复合型史诗”具有的叙述特征。总之，口头诗学的兴起挑战了重口头文学的内容分析而轻艺术分析的文学史学。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口头文学在文学史叙述中占到了一席之地，并且给文学史学的发展带来了一些挑战。然而，只是在少数民族文学史叙述中，口头文学才真正具有与作家文学同等重要的位置，在整体的中国文学史叙述中，口头文学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鲁迅和郑振铎十分重视口头文学的文学史意义，但是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只是把神话与传说作为小说发展的源头进行叙述，在书面文学出现以后，鲁迅就很少论及口头文学作品了。这种状况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学史写作中是常见的，1932年，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批评了当时这种现象，“这二三十年间所刊布的不下数十部的中国文学史，几乎没有几部不是肢体残废，或患着贫症的”。郑振铎认为当时的中国文学史著作都患有一个“不可原谅的绝大缺憾”， 这就是忽略了唐、五代的变文、金、元的诸宫调、宋、明的平话、明、清的宝卷和弹词。变文和弹词在历史上其实就属于口头传统，郑振铎对文学史写作的批评，体现了他对口头传统的重视，后来他在《中国俗文学史》中对口头文学的叙述，就是为了弥补《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的不足。也许在郑振铎看来，只有把《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和《中国俗文学史》合并起来，才能算是一部比较完整的中国文学史。1994年，刘魁立仍然批评中国和外国的文学史著作对口头文学“点到为止”。 郑振铎和刘魁立的观点说明了口头文学在文学史叙述中仍然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口头文学与文学史学的结合仍然是任重而道远。
三 口头传统作为文学史学的“出路”
口头传统与文学史学的结合具有重要的意义，无论是对于口头文学，还是对于文学史学来说，都是如此。在韦勒克的文学研究体系中，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是三位一体的，因此口头文学只有进入文学史学范畴，才能真正显示出口头文学作为一门系统学科的价值和意义，缺乏史学支撑的文学研究，或者是不全面、不系统的文学研究，或者是只属于文学批评的范畴。文学史学为口头文学铺垫历史座标与历史脉络，充分展示口头文学作为历史存在物的价值与意义。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长期以来就是推动文学发展的两个轮子，二者缺一不可，文学史学遗漏口头文学，至少也是不全面、不系统的文学史学。然而，由于口头文学本身具有的独特性，口头文学与文学史学的结合总是矛盾重重。
为了促进口头文学与文学史学的结合，笔者提出几个问题，期待能引发进一步的思考与讨论。在文学史学中，价值判断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认为价值判断是文学史的必要环节，朱德发甚至认为“没有判断就没有文学史文本，没有深刻的判断就没有深度的文学史，没有公正的判断就没有公正的文学史，而主体的深刻或公正的判断须臾离不开深刻而公正的价值尺度。” 由此可见，价值判断在文学史学中的必要性，甚至可以说，不作价值判断的文学史写作不是真正的文学史写作，而只是文学史料的堆积或汇编。在文学史的价值判断过程中，价值评判标准(或价值尺度)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因为评判标准决定了价值判断的结果。马克思主义文学史学强调美学标准与历史标准的统一，然而形式主义文学史学却特别强调了美学标准，从俄国形式主义到英美“新批评”派的学者，他们都认为“文学性”是价值判断的唯一标准。在文学史学中，“文学性”虽然不能说是唯一的标准，但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由于口头文学大都是民间口头创作，其“文学性”逊色于文人创作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比如远古的神话与史诗，它们作为文学发展的源头，“文学性”的逊色是历史的必然;以活态形式保留至今的史诗作品，如果单纯以“文学性”来界定，其意义也要大打折扣的。因此，从“文学性”这个角度来说，口头文学与作家文学处于不对等的地位，因此，文学史学单纯以“文学性”作为价值判断标准，对口头文学显然是不公平的。长期以来，口头文学在文学史中一直处于被忽视的处境，与文学史家的根深蒂固的“文学性”观念密切相关，这种现象在中国文学史学中尤其明显，中国古代的口头文学大都成为文学史中被压抑的对象，如郑振铎所说的俗文学，以及中国少数民族的三大史诗，等。由此可见，文学史学应该打破某种单一的价值判断标准，而应该创立一种多维的价值判断标准，从多角度、多层面对口头文学进行价值判断，给予口头文学应有的文学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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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文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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