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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古道来西风：中亚七月“哭神儿”
西亚的塔穆兹与中国的摩㬋罗，两者既然具有如此明显的相似性，会是纯粹巧合吗?或者，两者之间居然存在着历史的渊源吗?两者一在欧亚大陆的西端，一在欧亚大陆的东端，中间横亘着巨大的时空距离。一种滥觞于上古西方的风俗，如何能够穿越这巨大的时空天堑，竟而至于泛滥于东方的宋都汴梁，这实在是不可思议。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跳板，这巨大的时空差异，也许就不会像乍看起来那样令人望而生畏了。
唐代史学家杜佑的《通典》卷一百九十三中记载的一段文字，就为我们跨域这一文化时空的天堑提供了一个中介：
康国人并善贾，男年五岁则令学书，少解则遣学贾，以得利多为善。其人好音声，以六月一日为岁首。至此日，王及庶人并服新衣，剪髪须，在国城东林下，七日马射。至欲罢日，置一金钱于帖上，射中者则得一日为王。俗事天神，崇敬甚重，云神儿七月死，失骸骨。事神之人，每至其月，俱着黑迭衣，徒跣，抚胸号哭，涕泪交流。丈夫、妇女三五百人，散在草野，求天儿骸骨。七日便止。
杜佑注明，这段文字引自韦节《西蕃记》，韦书已经散失，流传下来的只有这一段。韦节是隋时人，隋炀帝时任侍御史。大业元年(605年)，亦即隋炀帝即位翌年，韦节奉炀帝之命与司隶从事杜行满一道出使西域，《隋书·西域传》载："炀帝时，遣侍御史韦节、司隶从事杜行满，使于西蕃诸国。至罽宾(今阿富汗加兹尼一带)，得码碯杯，王舍城(今阿富汗瓦齐拉巴德)得佛经，史国(今乌兹别克斯坦东南部沙赫里夏勃兹一带)得十舞女、师子皮、火鼠毛而还。"《西蕃记》一书当是韦节出事回国后追记出使西域见闻所撰述。
韦节在这段文字中提到西域康国的七月祭天习俗。按照当地传说，天神之子(神儿、天儿)死于七月初，因此，每年此日，当地百姓，都会身穿丧服(黑迭衣)，打着赤脚，抚胸捶首地伤心恸哭，表达对神儿的哀思。人们成群结队地来到草原上，搜寻枯骨，说那是神儿的遗骨。韦节虽未明言如此收集起来的枯骨被如何处理，但可以想见，这些骨头既然被当成天儿的遗骨，肯定是被隆重的安葬了。
康国的这一风俗，立刻就会让我们联想到西亚的哀悼塔穆兹仪式。
康国人称他们悼念的神为"神儿"或"天儿"，可见这是一个在年轻的时候就死去的神，塔穆兹(奥西里斯、阿多尼斯)也是年纪轻轻就夭折的神；康国人为哀悼神儿而抚胸号哭，巴比伦(叙利亚、埃及、希腊)人也为哀悼塔穆兹而哀恸哭诉；康国人说神儿死时，尸骨不见了，因此在四野寻找其骨殖，在埃及神话中，奥西里斯被塞特肢解，他的情人伊西斯也是到处奔走，找回他的尸体重新拼凑起来，在叙利亚，传说塔穆兹的骨头被人用石磨碾碎，簸扬到了风中，因此叙利亚的妇女在这天禁食磨碎的谷物。由此可见，中亚的哭神儿风俗与西亚的悼念塔穆兹风俗，在各个环节上都如出一辙。--西方学者如亨宁(W. B. Henning)、马尔沙克(B.I.Marshak)等都注意到韦节《西蕃记》所记康国哭神儿风俗与西亚塔穆兹风俗之间的联系，但是，对这一风俗与中国七夕风俗之间的关联，他们都未加留意。
韦节《西蕃记》所说的康国，是中古时期的中亚国家，其地在今乌兹别克斯坦，位于锡尔河至阿姆河之间。中国史书中，中亚两河地区的康国、安国、曹国、石国、米国、何国、史国、火寻国、伐地国等并称"昭武九姓"，这是一些由粟特民族建立的小国，以康国为最大，在历史上长期归属于波斯帝国的势力范围。粟特语属于印欧语系的东伊朗支，粟特人主要信仰琐罗亚斯特教(Zoroastrianism)。琐罗亚斯特教是由波斯先哲琐罗亚斯特(公元前628-551年，中国史书称之为苏鲁支)创立的的古老宗教，它以阿胡拉·马兹达(Ahura Mazda)为最高神，以善恶二元论为核心教义，并融合了波斯、粟特、巴比伦等西亚、中亚诸民族的原始信仰。琐罗亚斯特教，即中国史书所谓祆教，因崇拜圣火，故又称拜火教、火祆教。
图4：唐朝时期的中亚诸国
祆教在波斯萨珊王朝(226-650年)时期盛行于中亚粟特地区，玄奘往印度取经，曾途径康国，《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载："五百余里，至飒秣建国，此言康国，王及百姓不信佛法，以事火为道。""事火为道"，显属拜火教。唐朝时的新罗僧人慧超西行天竺，途径中亚，他在《往五天竺国传》中亦记载："从大食国已东，并是胡国，即安国、曹国、史国、石骡国、米国、康国......总事火祆。"康国等粟特国家地处欧亚大陆的核心地带，是欧亚大陆文化交流的"十字路口"，粟特人又素以善于经商闻名于世，中国史书中所谓"胡商"，主要就是指的粟特商人，他们在古代世界以"丝绸之路"为主的东西方贸易中，扮演着主要的角色，"利之所在，无所不至"的粟特商人在游走中国经商之同时，自然也会将祆教等波斯宗教及其信仰、文化和风俗传入中国。韦节《西蕃记》所提到的七月哭神儿风俗，就与祆教有关。
波斯帝国与两河流域地域毗邻，因此不可避免地承受了巴比伦文化的沁染，波斯祆教历法，就深受巴比伦历法的影响。巴比伦历法用每个月所祭之神的名称作为月名，比如说，举行塔穆兹祭的夏至月，即名为塔穆兹月，波斯历法则将巴比伦历法的月名改成了祆教的神名，例如，将塔穆兹月改为特里月(Tiri)，Tir是祆教的雨神，但是，考古发现证明，中古时期粟特地区在施行波斯祆教历法的同时，却保留了巴比伦的月名，也就是说，波斯历法的特里月，在粟特地区仍称为塔穆兹月，这暗示，在粟特地区存在塔穆兹祭。
现代考古发现就提供了粟特地区祆教文化中塔穆兹祭风俗的见证。1948年，苏联考古学家在今塔吉克斯坦片治肯特城附近发现了一座古代城市遗址，遗址的祆教神庙中有众多的壁画。其中二号神庙大厅中一幅绘于公元6世纪(相当于隋唐之际)的壁画中，描绘了一个哀悼场景，画面中的主要人物是一位女性，她的身边还有其它几个人物，众人或立或坐，环绕着一具躺在灵床上的尸体。这一绘于神庙壁画中的哀悼场景必非一般的葬礼，而是某种宗教仪式的再现。联系韦节所记康国的哭神儿风俗，学者们认为这一场景就是当时流行于中亚地区的哀悼塔穆兹的写照。
出土文献也为此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在一件发现于新疆的以粟特语写成的摩尼教经文残卷(Manichaean fragment M 549)中，用一种谴责的口气提到一个在桥上举行的悼念场景，称："有妇人娜娜，携众女伴，行于桥上，摔碎瓦罐，大放悲声，嚎啕不止。众女撕碎衣裳，撕扯头发，匍匐哀泣于尘土之中。"学者认为此文亦是哀悼塔穆兹仪式的写照，哭丧队伍之为首者名为娜娜(Nana)，即娜娜女神，则是巴比伦的伊什塔尔女神在中亚宗教中的翻版。传世文献和出土资料相互印证，足以证明，至迟在隋代，哀悼塔穆兹的风俗已借祆教从西亚流传至中亚。由此以往，沿着丝绸古道，伴随客商行旅，继续东传，传入东土大唐，正如顺水推舟，可谓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中古时期的中亚也流行祭献塔穆兹或阿多尼斯偶像的风俗。花剌子模(Khwarezm)是阿姆河上游的一个绿洲国家，花剌子模语与粟特语相似，属于伊朗语东部语言。花剌子模人也信奉祆教，有些学者认为，花剌子模就是传说中的琐罗亚斯特的出生地。根据中古时期乌兹别克斯坦伟大学者比鲁尼的记载和现代考古发现，花剌子模施行祆历，与波斯、粟特历法相似，其月名和日名也跟波斯、粟特历法一样，用祆教中诸神命名，据此可知，花剌子模应该与波斯、粟特有相同的节日风俗。花剌子模各地考古中，发现了一些泥塑的祆教女神安娜希塔(Anahita)塑像和西雅乌施(Siyawush)塑像。安娜希塔是祆教中的水神和繁育之神，相当于巴比伦宗教和神话中的伊什塔尔。西雅乌施是伊朗古代神话中的英雄和半神式人物，在花剌子模传说中，他是花剌子模第一王朝的缔造者，因此在花剌子模深受崇拜，对他的崇拜仪式被融汇进了当地的新年风俗当中。苏联民族学家、考古学家托尔斯托夫在《古代花剌子模文明》一书中指出，古代花剌子模有一种风俗，在每年新年之日将泥塑的西雅乌施神像毁坏重塑的风俗，这种风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西亚地区打碎阿多尼斯塑像然后重塑的做法。总之，文献记载及考古发现皆证明，塔穆兹祭的各个环节在中亚地区皆有迹象可循。
尤其值得注意的，韦节《西蕃记》称："神儿七月死，......事神之人，每至其月，......求天儿骸骨，七日便止。"中亚的哭神儿节是在七月一日开始，历时七天，到七月七日结束，其结束之日恰与中国的乞巧节是同一天。这种节期上的巧合，正可谓天作之合，入华的粟特人在中国的乞巧节这天举行哭神儿或塔穆兹祭仪式，因此也就水到渠成地将其哭神儿或者塔穆兹祭风俗嫁接到了中国的七夕节。
中亚粟特国家的哭神儿风俗，一边连着大陆西端的塔穆兹，一边连着大陆东端的七夕摩㬋罗，将两个相距遥远时空的文化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西域的塔穆兹祭或哭神儿节与中土的七月七乞巧节风俗，源于完全不同的文化土壤，两者在风俗行事上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两种文化的相遇，往往正如两个人的相遇一样，"心有灵犀一点通"，西域的塔穆兹祭和中土的七夕之间，正具此般灵犀。两个节日，都笼罩着浓郁的伤感色彩，两个节日背后，都流传着痴男怨女悲欢离合的故事。西方的塔穆兹节背后，有女神伊什塔尔(奥里斯、阿芙洛狄忒)与少年郎塔穆兹(奥西里斯、阿多尼斯)生离死别的爱情故事；中国的七夕节背后，则是天上的织女与人间的牛郎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西方女神与其情郎在短促的春天里春风一度之后即匆匆离别，随后就是漫长的等待；中国的仙女与其情郎也只能在七夕之夜"金风玉露一相逢"，除此之外的漫长日子里，则只能天各一方，"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正如伊什塔尔对于塔穆兹的思念，激发了古巴比伦人对于爱情的思绪，写出了大量缠绵悱恻的塔穆兹哀歌，自古至今，中国的文人骚客也借牛女爱情寄托幽思绮怀，吟咏男欢女爱，留下了大量伤感哀艳的织女诗、七夕词，两个节日，因此分别成为各自民族最伤感也富于诗意的节日，在各自大相径庭的文化语境中，却具有了声气相通的意义和情调。
正是由于两个节日之间的这种声气相通，再加上两者在时间上的巧合，才使两者之间一拍即合，而外来节日的风俗、节物，如神儿偶像、阿多尼斯花园等诸般新奇之物，才得以跻身中国的七夕拼盘，与土生土长的乞巧针、鹊桥、彩楼并列杂陈，相映成趣。
由于文化背景的改变，一种文化中的风俗、仪式或事物在融入另一种文化之后，不可避免地被与原来的语境相剥离，入乡随俗，移步换形，被重新塑造和命名，被赋予新的意义。来自西域的阿多尼斯花园和塔穆兹-阿多尼斯偶像，在登上中国七夕的这个新戏台之后，也经历了这般脱胎换骨的变化。阿多尼斯花园变成了装点着田舍人物的"谷板"和种在瓷器中的雅致的"种生"，其原有的名字被完全忘记了。在西亚和中亚，阿多尼斯偶像在被哀悼完毕之后，就会被打碎埋进坟墓或者抛入河流、泉水之中，象征塔穆兹-阿多尼斯被死神带往冥府，而到了中国的七夕，则被郑重其事地盛加装点，雕金镂彩，七宝点缀，成为人们竞奢靡财的节供玩意儿，而且，还改名换姓，得了一个新的名头叫"摩㬋罗"。
那么，这个新名头是何来历呢?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我们需要从中亚粟特人哭神儿节的仪式与神话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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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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