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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里的孙柔嘉用一张红嘴和10个尖而长的红指甲画出了汪太太的“提纲”。虽然提到狐狸精人人会意，寥寥数语却难以刻画其精髓。不过明朝小说《封神演义》里那段对苏妲己临死前的描写估计正好契合男人心目中的狐狸精形象：
“话说妲己缚绑在辕门外，跪在尘埃，恍然是一块美玉无瑕，娇花钦语，脸衬朝霞;转秋波无限风情，顿歌喉百般妩媚……”
虽然如今都认为媚人、惑主、祸国的苏妲己是个九尾狐，但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博士康笑菲在《说狐》一书里告诉我们，在汉代的文献里，九尾狐是吉祥的征兆。据成书于西汉的儒家经典《礼记》所载，因九尾狐在死去时会将头朝向其出生的巢穴，可见其不忘本，是仁德的典范。给《山海经》作注的晋朝人郭璞本身也是出名的预言家，他有一首著名的《九尾狐赞》:“青丘奇兽，九尾之狐。有道祥见，出则衔书。”
此外，中国的狐仙信仰还模糊不清。虽然主要以美丽女人的形象留在文学故事里，但是《说狐》一书还告诉我们，狐精的形象，亦男亦女，亦老亦少。狐仙还承担着不同的神职:财神，个人家庭灵媒的保护神，娼妓和优人的守护者，监守官印的大仙，有时是碧霞元君的侍者，有时候是其使者……
狐仙的田野调查
古生物学的研究发现，中国全境几乎都有狐狸存在，但是，自中古时代以来，华北地区的人就相信狐狸具有灵性。现存的中古狐精传说，几乎都以华北为背景。
20世纪30年代末，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大学生李慰祖对当时北京郊区进行实地走访调查发现，当时包括狐仙信仰在内的四大门香火旺盛，北京城郊简直到处是狐精。比如，燕京大学宗教楼西边有一个小土丘，里面住着一个得道的狐仙，往往在午后一点左右，到土丘附近一个荷花塘去饮水。
《说狐》一书虽然以笔记、志怪、小说、方志等古代文献为主，不过也有1997年在陕北榆林地区一个名叫波罗的村子里所做的田野调查。波罗村里有座香火久远的寺庙，名为波罗接引寺。这里也有金刚像，七大金刚个个面目狰狞，手持武器。但是另有一座金刚是身着儒袍和冠冕的中年人的模样，这尊金刚竟然是狐仙，名为金禅老祖，曾经一世为狐。
狐仙的社会学阐释
18世纪中国官员和文人纪昀在他的《阅微草堂笔记》中说，人物异类，狐则在人物之间，幽明异路，狐则在幽明之间，仙妖殊途，狐则在仙妖之间。一语道尽狐精的复杂与丰富。可以说，狐仙信仰为理解中国的宗教和文化滋养了一块多重意义的大肥肉，开启了许多阐释的可能性。
《四大门》的作者李慰祖深受涂尔干社会学的影响，认为狐仙信仰是一种社会制度，有其存在的功能和理由。康笑菲则认为，狐仙在中国文化中具体呈现了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所定义的“官方”秩序和“非官方”习惯之间的张力。
狐精的祭坛通常设在不重要且私密的场所，像是后院、门边，或者卧室，而且是以像木箱、无名的木牌，或是干草堆等极为简略的形式来呈现。在传统上，官府对于奉祀狐仙的行为，视之为淫祀(意思是非法的，不道德的，不成体统的)。据《宋史》记载，金人入侵之际，有狐狸进入宫禁，据御榻而坐。宋徽宗因此下诏摧毁全国的狐王庙。但是事实证明，类似的作为始终是徒劳无功的。
狐仙信仰中不只是夹杂而是水乳交融地包含着佛教、道教等诸多复杂因素。比如，从道家的观点来看，狐精是修炼成仙的灵物。从萨满、灵媒的观点来看，是专事魅惑的精怪。狐文化虽然发端于古代民间，生长于民间文化的泥土之中，但是历代知识分子也积极参与了相关的创作。袁枚的《子不语》就有40余篇，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多达180多篇。
狐仙信仰正是通过精英、官僚、僧道和平民百姓，在地方、区域和国家的不同层级上，以崇拜、驱逐、讲述和记载的方式才兴盛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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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2年04月08日GB2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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