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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五四运动时期，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转折，从“近代国家”之理念观察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已经远远不能解释历史发展的未来走向。因为一批持论激进的知识分子已经意识到，“近代国家”的形成并非自足性的行为，也不是平等交往的理想关系所能制约，近代国家已越来越离不开世界资本主义权力体系的控制，这种控制并不仅仅表现为争夺政治秩序安排权的“边界战争”,而是通过经济秩序的渗透突破了“国家”边界的外表限制，在新兴民族--国家结构的内部创构出社会层面的不平等局面。资本主义的一体化借用经济垄断权力的扩散日益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整合为一个“没有边界的世界”.（7）由于初步意识到了这一转变的深刻涵义，到二十世纪的初叶，梁启超、陈独秀等早期“国家主义”的崇拜者均比较一致地认为，仅仅从政治秩序的安排如组建和选举政党的上层民主策略和制衡原则，或者启发普通民众效忠于现代国家体制，实际上并不能阻挡西方经济势力的入侵，相反国家政权还可能转化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进行权力控制的间接工具，从而给基层民众带来不平等的境遇。当时的李大钊、李达和陈独秀等早期共产党人都已经指出，经济变动早已是世界的而非国别的了。即使是反对社会主义思潮的梁启超也强调：中国不能实施社会主义的原因是因为缺少劳动阶级，而并不否认资本主义一体化的等级秩序对中国社会造成的巨大影响。（8）十月革命被理解为一种“社会革命”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国家革命”,与及马克思主义的适时传人，都强化了这种空间意识的转换。就历史学的方法论而言，把“国家”形成与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政治发展联系起来加以考察，直接导致了把中国历史视为属于世界历史总体发展之一个组成部分的现代性进化理念的出现。（9）中国社会史界终于开始从早期强调“边界建构”的“民族史观”进入 了强调“边界消融”的“世界史观”的新阶段。
所谓具有“现代”意义的社会史观的产生，由于与当时的激进知识分子对全球资本主义向中国“社会”渗透的新认识密切相关，特别是受到马克思主义传人的影响，与早期强调塑造国民意识的“新史学”相比，这一时期的社会史观主要服务于对社会革命对象的选择与定位，实际上已经变为“社会革命话语”的一个组成部分。比如在选择革命对象时就存在主要针对“封建势力”还是“资本主义”这样两派意见，当时位居文坛要津的陈独秀就曾坚持认为，应把中国革命的对象定位在对资本主义的攻击和批判上，从而把发生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象直接移植到中国农村，以作为确定革命策略的普泛化标准。这种有意无意的“时代错置”显然是一战以后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秩序重组所造成的劳资对抗局面直接波及的一个结果。陈独秀曾经明确指出：自国际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后，资本主义的矛盾形态，伸入了农村，整个的农民社会之经济构造，都为商品经济所支配，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根本矛盾如领主农奴制，本质上已久不存在，因此剥削农民，久已成为他们在经济上、财政上的共同必要。也就是说中国革命的对象不是封建势力，而是资产阶级；因为中国封建制度早已崩坏，现在只有封建残余的残余，不起什么作用。（10）这一时期社会史概念运用的特点是：无论是“封建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范畴其实都已经被意识形态化，基本上是一种政治论辩的工具。社会史研究不是为了揭示客观实证的学术命题，而是被当作喻示政治立场的风向标。比如激烈反对陈独秀“封建主义消失论”,坚持中国农村存在“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历史对抗关系的一些学者，实际上是为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革命而非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城市革命提供历史性的解释依据。
“五四”以后的“社会史”研究者虽多有现代学院出身的背景，但均具有相当鲜明的激进政治身份，所以各种相关社会史命题的提出，往往并非是“学术共同体”在学院内部氛围互动创生出的知识生产结果，而是社会运动的参加者通过直接具体的政治行动或通过政治身份意识带动下的自觉导向所作出的反应。从这个意义上观察，所谓“社会史”的表述方式与历史实证主义对“真相”的追求，其实基本没有什么关联，这一时期为“社会史”设计的一套叙述话语，关键要求是否能有效地把“社会”这一概念与全球通用的历史演变语式迅速接通，或通过研究“社会”在世界因素而非仅仅是民族--国家框架制约下的表述方式，以便为即将发生的社会运动提供直接的舆论准备。所以在这一代历史学家的眼中，研究中国“社会”史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探究某种自然发生的特殊历史演变特征，当然更不是依循古旧的循环论以阐释某种自生自发性的时序状态，而是考虑如何从历史起源时态起就开始逐步把中国社会对应和纳入世界历史发展格局 的现代话语创构程序之中。
如果把这一判断落实到具体的社会史研究中，我们会发现这一时期的历史学家特别强调所谓中国与世界“历史关联性”的重要，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发生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均更为强调要以社会一般发展规律作为研究历史的前提，而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均是为此普遍性服务的，历史特殊性的表现形式在时间伸缩上可能有长有短，在空间展布上可能发生部分迁徙，但在总体框架的解释方面必须符合目的论的建构标准。比如对封建社会形态发生时间的定位，范文澜和郭沫若就显有分歧，郭氏以战国为封建时代开端，范氏以东周为封建开端，可时间长短的定位却并没有影响二人在社会性质的确定方面保持高度一致。关于空间上的迁徙与总体史的关系，翦伯赞则认为，历史学家必须同时研究各个时代和各个地域的特殊法则，因为这些特殊法则正是“各别民族历史的具体内容的构成之重要契机”（11），但各民族发展的内部又与世界历史的发展具有时空关联性，其交互作用也需符合“一大历史运动行程中诸历史阶段相续发展的诸过程”（12）这一空间定位的强调又使得“民族史”的特殊表述被重新归位于“ 世界史”的集体叙事脉络之中。
就研究方法而论，三四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史研究者基本上都以“生产关系”而非“生产力”作为自己分析历史的一贯性范畴，何干之甚至把两者的区别作为区分是否属于托派阵营的重要尺度。（13）他们认为，只有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才能透彻分析中国社会阶级的构成形式，并在现代的语境下衡量资本主义势力的渗透程度，只有深入分析生产关系中由于资本主义进入所造成的普遍不平等性和非正义性，才能为革命的社会动员寻找到一个理论支点。而对生产力发展的分析只能为陶希圣那样倡导中国封建社会早已灭亡和商业资本主义早已发达的“ 特殊主义”历史解释提供资源。
不应否认，三十年代以来的社会史研究传统曾经积累起了大量经验研究的资料和相关的成功解释，但相当一部分经验研究却被埋没在了如何使中国史符合五阶段论式的“世界史” 叙事的游戏解说中。比如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的导论即“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阶段”中，不但把中国社会历史与中国社会的革命阶段划分一一加以对应，比如把殷周之际对应于奴隶制的革命；把周秦之际对应于封建制的革命；把清代末年对应于资本制的革命。甚至为了符合“五阶段论”的诠释步骤，不惜寻求有利于己的相关史料并使之纳入即定框架，削足适履地弥补“五阶段论”社会发展公式在中国历史脉络中遗留下的缺环。例如郭沫若曾经明确认为，如果视周代的社会是封建制度，就与马克思规定的社会进展的程序不合，“因在氏族制崩溃以后，如无外来影响，必尚有一个奴隶制度的阶段，即国家生成的阶段，然后才能进展到封建社会。就我所见，周代的上半期正是奴隶制度。认西周为封建社会者只是狃于儒家托古改制的各种虚伪的历史，虚伪的传说，以及数千年来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而已。”（14）
郭沫若曾经引用马克思在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话说：“亚细亚的、古典的、封建的和近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法，大体上可以作为经济的社会形成之发展的阶段。”（15）也正是在这句话中，马克思对“亚细亚社会”的定义一直被中国史学界所误解，或者是有意加以误读，实际上马克思从来没有把“亚细亚社会”作为全球社会发展的普适性一环来加以认识，而是把东方社会（包括印度、中国）看作一个有别于西方的停滞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对亚洲大陆社会的认识没有实地经验性研究作为基础，而是完全依赖早期欧洲的“东方学”家诠释东亚的传统谱系所提供的资料。这一资源的核心观点是，亚洲（特别是印度、中国） 在历史流程中发展起来的村落共同体结构，通过村落手工业和农业高度整合为一种自给自足的封闭体系，它排斥外来影响，能够处理自身的事务。战争和饥馑虽然不时袭扰威胁这一共同体的存在，但国家的疆域、统治者是谁和他的身份则是无关紧要的事，村落能够经受住任何外来变化而依然故我。而从大河流域发展起来的亚细亚社会，因为降雨农业已被大规模的灌溉农业所替代，这就需要中央集权和国家机构实施集中调控。与这种社会结构相适应，东方不存在私有财产的权利观念，根据这些基本的传统判断，马克思、恩格斯始终相信亚洲大陆社会是一成不变的，只有从外界楔入亚细亚社会的分裂行动才能结束这种停滞状态，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一些文章就明确地指出，英国对印度的占领，“破坏了这种小小的半野蛮半文明的公社，因为这破坏了它们的经济基础，结果就在亚洲造成了一场最大的，老实说也是 亚洲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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