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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集标示出了”新社会史“的概念，但是我在此尚无法明确而清晰地解释其中的内涵，也无法清晰地划定与以往社会史相区别的严格界限。因为无论是在经验研究还是理论准备方面，八十年代开始的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研究都还不足以形成自己鲜明的风格和具有原创能力的诠释框架。然而九十年代以来的社会史发展在选题设计与方法更新上毕竟有别于八十年代。我们虽然无法从总观上为这一时期的社会史重新定位，或对其新内涵准确地加以释义，但我们仍可以通过具体研究的展示来观察九十年代社会史融入和汇通世界新思潮的程度，以及这种 汇通融入对理解中国社会变迁的新进展。
这本文集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探讨中国社会空间从传统到现代的建构规则与形式，特别关注社会变迁造成的空间观念与结构的转换。杨念群的文章依据北京市档案馆所藏卫生局与社会局档案，以旧式”产婆“和”阴阳生“的训练与取缔为例，深入探讨了西方医疗体系传人北京后对城市空间变化的多重影响，这篇文章的”问题意识“在于细致揭示西方医疗教育的规训机制，如何从内部封闭的自身运作逐步扩展为一种威胁传统社会空间的新型”社区形态“,这样就把看上去是一个纯粹医学史的问题转换成了一个医学社会史的问题。以往的研究表明，近代中国城市空间自晚清以来发生了重要变化，特别是新型警察系统对城市社区的监控有所加强，尽管如此，社区传统组织的功能仍一度占据着主导地位，北京城在”新政“以前一直是个崇尚社会自我控制的城市，这种控制通过会馆、贸易行会、水会及家庭来规范个人，具有相当大的权威性。警察对社区空间的渗透与分割能力是相当有限的，但是本世纪二十年代西方卫生实验区在北京的建立，比警察制度更为有效地破坏了传统社区中有关生死控制的形式和传统理念，从而使接生婆和阴阳生原有的公共形象与专业认同之间发生了紧张和错位。首先，卫生示范区建立于原有社区之上以后，属传统医职人员的”公共形象“优劣的权威标准不是由地方社会的传统成员加以认定，而是国家体制控制下的医疗程序加以认定，这样就造成产婆在 原有社区内身份的变化。
其次，产婆和阴阳生原有作为宗教仪式性的”专业认同“功能发生了转换，”专业认同“不是由地方社区中的仪式界定所能垄断，而是国家通过医疗空间的控制，如卫生事务所网络的建立来为产婆的身份赋予新的内涵，这种内涵的依据即是现代医学体制内的产科接生技术，同时，国家通过产婆训练班和阴阳生取缔章程实现了国家权力对城市社会生活更为全面的控制。应星则在反思中外学者关于”士绅社会“的诸多理论的基础上，运用布迪厄有关”场域--资本--惯习“的互动关系框架，细密地分析了晚清科举制废除后中国近代社会的支配关系在湖南地方的复杂表现。这篇文章认为，西式学堂作为新的文化资源进入科场场域之后，由于具有高度严密而强制的地方控制性，故而迫使传统科场行动赖以维系的士绅惯习发生了很大的变异。而在 1905--1913年间，学堂积累起了替代科名的新的文化资本，学堂与各个权力场域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尤其是皇权对学堂的支配实际上已为官绅富商所排斥。但是，学堂不仅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社会支配结构，为原来的被统治阶级带来更多的上升机会，反而使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政治资本的交换日渐公开化，从而使这种支配关系的遮掩机制被破坏殆尽。学堂蕴育出的反体制冲动在事实上仍然维系着官绅富商支配权力的再生产，但却已无法实现这种支配关系的合法化了。如此一来就造成了科举废除后的”后科场场域“状态。此文颇值得注意的地方是采取了集体传记的研究法（prosopography），通过分析近150名各方面有一定代表性的士绅资料，重建起了中国近代变迁中普通湖南士绅的生活史，丰富了社会史研究的手段。
秦晖阐释”关中模式“的开拓性研究早已为学界所知，本文集选择了两篇作者发表于九十年代集中讨论”关中模式“的文章，这两篇文章前后衔接，时间跨度从清初到五十年代，基本上涉及了关中社会经济史中不同于其他地区的重要特点和诠释方法，如包涵了”关中无地主“” 关中无租佃“”关中有封建“等系列命题的完整表述。作者特别令人感兴趣的地方在于提出了” 关中模式“的逻辑意义问题，此问题的核心论点是：现代社会学中的模式分析不同于传统的个案描述之处就在于它不仅是一种经验概括，而且是一种逻辑结构，而在后一意义上各种模式 （不论其在现实经验中的统计比例如何）应看作是平等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一直是中国学者的强项，但至今为止除早期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互动论的宏观架构之外。在”地区研究“ 层面一直拿不出与西方中国学界相抗衡对话的有说服力的实验型理论。”关中模式“的解释框 架可以说是中国学者在”中层理论“方面所作出的重要尝试。
九十年代中国社会史界出现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面临社会学、人类学方法的大规模渗透，特别是人类学界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开始把大量相关的地方文献引入研究过程，从而在原来较为平面化的共时考察中加入了历史的纬度，这一取向必将在未来数年内对中国社会史研究产生重大影响。（114）本文集所选王铭铭与景军的论文就是力求为此融合趋势提供相互借鉴的若干个案范本，并希望历史学界特别是社会史界能够对此作出回应。王铭铭的文章以福建泉州的铺境这一独特的空间制度为个案，详细探讨了地方社会如何适应和反抗集权制秩序的渗透与控制。此项研究表明，铺境被地方官员利用而成为城市行政控制和国家权力结构的表述工具时，地方民众同样会通过仪式挪用和故事转述的方式改造官方强加的空间秩序，从而相应地改变其原有的功能和意义，通过对铺境被各种势力不断建构的历史分析，一个复杂社会中行政空间与民间仪式地理之间，以及地方治理技术与草根文化之间的相互关联和互动的涵义就被揭示出来了。这篇文章对美国人类学界流行的两种分析中国地方空间变迁的理论即”行政空 间理论“和”宗教与象征理论“做出了反思和修正。
景军在探讨西北两座庙宇重建过程中，以地方文献参照田野调查的民族志资料，仔细讨论了知识在宗教文化中的角色作用问题，这篇文章也关切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但却以布迪厄的象征资本概念为核心工具，分析基层社会在重建神圣标志的过程中人们会选择性地尊重何种知识，什么人通过何途径拥有这类知识，庙宇重建过程中知识的运用如何反映社会变迁。其核心观点是：基层社会累积起来的不同种类的知识，构成了庙宇重建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套资源，对这些资源的必要安排与经济资源和组织资源同样重要，它一方面取决于社会组织模式的构成形式，另一方面则取决于在组织限定内操作的特殊个体的策略。这一辩证关系的主要意义之一是制度性权力与个人声望相结合，也就是说，庙宇重建的过程会成为社会组织运作的焦点性领域，围绕重建庙宇提供知识的人群通常会获得相对较高的声誉和他人的遵从，由此途径出发，庙宇重建可将普通的人际关系网络转换成一种强大的社会组织力量。这篇文章值得推介之处是它在描述”制度化知识“的影响过程中，虽然应用了布迪厄的”象征资本“等理论，但并非盲目照搬，而是对其理论原义进行了修正，使之有效转化为适合中国社会变迁的概念，特别是丰富 了中国社会经济史之外可资选择的研究方法。
在以往的社会史研究中，法律一直被作为国家层面的形式化与制度化规则被加以描述，几乎没有为基层社会的行为规则留下位置，更没有把这些规则视为与”国家法“同样重要的”法律“对象加以探讨。梁治平则运用法律人类学的方法，同时参酌巴县地方档案的判例，具体分析了作为地方性知识的清代习惯与习惯法之间的差异。作者指出，习惯之所以称之为”法“,仅仅从社会控制形式上作出界分是不够的，因为民间社会缺乏专门的司法组织协调社会行为，故通过机构的运转识别道德规则与习惯法规则是困难的，道德与其它日常行为规则基本混同在同一运转机制下得以实施，因此，判别习惯与习惯法的尺度设置应聚焦于是否关系到权利与义务的分配，关系到彼此冲突之利益的调整。梁治平对”习惯法“的界定及其实际运作的考察也许尚有值得商榷之处，但他把”国家法“与”习惯法“作为互动的两个知识系统加以区分对待，则可能为中国社会史研究特别是对基层社会运转方式的分析提供有益的视角。
中国的地方史研究目前已构成了一个热点现象，褒扬乡贤事迹，猎奇民俗文化，甚至以族类之别界定民族意识与行为传承已蔚成风气。但这些”地方史“研究往往把区域文化当作实体看待，热衷于重复地方史的叙述和归纳出”地方文化“的特性，而没有意识到任何地方文化的叙述与特性的提炼都是一种主观建构的累积过程，从此意义而言，研究地方文化发展过程的所谓 ”真相“,反不如把相关文本的叙述视为一个”结构“过程加以探讨会显得更有意义。文集中所收程美宝研究”广东文化“的文章，就是运用了”现实的建构“（construction of reality）的分析取向，把”广东文化“作为一个命题，一套表述话语来观察探讨在不同的时代，在何种类型的权力支配下，不同的时代内容如何被选取填进”广东文化“的框架之内。作者反对把”广东文化“作为实体主义的对象进行分析，而是放在历史语境里仔细观察那些人有权力和资源对此进行定义，特别是在近代话语构造中，”广东文化“如何被整合进民族--国家建构的表述中而使原有的内涵发生转换。这篇文章中使用的一些基本方法可以为未来的地方文化史研究提供另外一种观察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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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正来学堂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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