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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德里克提出”革命“史学反思的学术背景，德里克所批评的”现代化“史学虽然不一定是直接反思”革命“史学的结果，但两者仍有相当明显的关联性，因为在中国历史上，革命发生的过程恰恰是迈向现代化国家的步骤之一，中国革命后采取的诸多政策也与对” 现代化“模式的选择有关，即使是在改革开放以前的封闭时期也是如此，如工业积累成为中国优先发展的政策等等。因此，中国学研究采取”地方史“与”社区研究“的微观取向也只是对革命解释之大理论的一种扬弃。正因如此，我们恰恰不应该用革命史学所运用的宏观取向评价其得失，而应看到这种取向对中国社会内部结构和转换方式理解的深化作用。既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支配性的模式，那么我们也不应要求”现代化“模式就一定要包容或反思”革命“模式遗留的前提和论据。因为”革命“与”现代化“之间也许根本不是什么范式转换的关系，而是复杂的重叠关系，由于各自处理的对象和范围并不一致，怎么可能要求出现象自然科学那样的范式转换奇 观呢？
落实到对”中层理论“的评价上也是如此，德里克对”现代化“模式的批判也即是对与之相适应的”中层理论“的批判，因为七十年代以后，西方中国学界的”现代化“模式（包括”后现代“解释）的建构大多都是由”中层理论“达致的。比如罗威廉就说过：”如果我们转而选择适用一些限定性更强的中层判断（尽管这很难使我们完全摆脱种族中心主义和东方主义的困境），那么我相信，这将是建构对中国历史之研究的一个潜在的有效途径。“（103）所以就美国中国学界而论，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只能表现出在细致地”区域分析“发展到一个阶段时，其内部自然会发生从宏观理论的角度补充其微观研究的转向要求。可是如果把这种美国学界的转向不分畛域地直接移植到中国历史学界作为我们选择方法论的参照，则会发生很大的问题，因为中国社会史界从来未真正出现过”革命“之外的叙事取向，也从来未真正超越巨型理论对研究方向的限定而转向更多元的叙事空间，这与美国中国学界多变的研究局面正好相反，所以在中国的语境中，大力提倡”中层理论“和”区域研究“的建构策略，以使中国社会史的解释能力趋于多元化恰恰是最为急迫的课题。当然，建立中国式的社会史”中层理论“模式并非是直接移植西方社会学理论，或实现所谓”范式突破“,而只是实现一种研究取向的意向性转换。这种转换不是对以往解释的替换而是修正，如此看来，”中层理论“的崛起和导致的研究模式的转移，应该和以往对革命的阐释方法构成并列而非替代性的关系，对”后现代“观点的运用同样也是如此。
六，“新社会史”研究释例
以上我们已概要性地分析了几种对中国社会史研究很有影响的模式，在中国大陆的研究语境中，上述的某个模式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的社会史研究传统曾经挟政治意识形态的力量支配历史学家多年，另一些诠释方法如心理主义模式、国家--社会二分框架等等基本采取的是民间形态，并没有进入史学主流。就我自己的观察而言，中国社会史界并不存在美国中国学界发生过的所谓方法论的阶段性转换问题，即使在美国中国学界内部，也不存在所谓” 范式“意义上的解释危机，因为”现代化“模式采取的进路表面上与强调整体性效应的”革命“解释迥然有别，实际上其具体命题的分析却与革命模式具有内在的衔接性。例如，对”市民社会“ 与”公共领域“概念的移植，强调的是中国城市在十九世纪也出现了类似西方的资本主义因素，多少就与大陆史学界在革命模式的制约下进行的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具有某种呼应，尽管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从属于大陆的革命叙事，而有关”公共领域“的讨论则属于典型的现代化论述框架，可两者都是要企图寻找出中国革命发生的近代化因素和动力。黄宗智称此为”规范认识“ 的危机，他曾解释说：”所谓规范认识指的是那些为各种模式和理论，包括对立的模式和理论所共同承认和已成为不言自明的信念。这种规范信念对我们研究的影响远大于那些明确标榜的模式和理论。它们才是托马斯·库恩1970年《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的“规范认识”（Paradigm） 一词的真正涵义。近数十年累积的实证研究动摇了这些信念，导致了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 “.（104）黄宗智所说的”规范认识危机“也就是德里克所说的”范式危机“,两者的区别在于，德里克只把”现代化“模式取代”革命“模式后造成的困境看作是”范式危机“,而黄宗智则进一步把” 现代化“与”革命“模式潜在享有的共同话语资源时所导致的认知错误视为”范式危机“的徵象。那么黄宗智果真突破了这种”范式危机“的限制了吗？我们留待下面讨论。
至少从中国主流史学来说，”革命“模式的退隐和”现代化“解释的凸显并没有显示出两者的断裂性，也从来未出现过德里克所预言的范式转换的突变过程，相反两者的衔接性还是相当明显的，比较突出的例子是，当李泽厚的《告别革命》一书出版时遭到国内史学界的普遍非议，基本的原因即在于其有可能否定”革命“模式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但批评这一模式的学者恰恰均是”现代化“论和现行开放政策的有力支持者和阐述者。更为意味深长地是，李泽厚观点的阐述本意恰恰是为”现代化“论提供合理依据，这里边批评空间的错位与意识形态作用的相互纠葛是非常耐人寻味的。但我以为，也正是这种”革命“与”现代化“模式的相互衔接和包容，导致了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危机，这首先表现在，”现代化“论的论述过程始终是”革命“运动叙事大框架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无法独立确定自己的阐释规则和范围，其重要表现是同样呈现出”过度决定“（overdetermined）的色彩。（105）所以问题并不在于”革命“叙事是否合理，或通过”范式转换“ 去突破其限制，而在于我们能否在”革命“之外营造出自己的解释空间。因为中国社会史并不仅仅存在一个”革命“式的主题。看看社会史研究的现状就知道了，除了”革命“性的解释之外，我们并不拥有多少阐释近代以来社会变化的有力工具，即使是流行一时的”现代化“论框架，基本上也是或者变成依附于”革命“论的残余，或者采取弘扬精英传统的心理主义策略，强调新儒学等 传统资源对社会演变长盛不衰的作用。
与此相反，西方中国学界却在”革命“的解释之外积累起了颇为复杂的中层理论解释系统，尽管西方中国学内部和我本人都对其社会学人类学术语的移植方式提出过尖锐批评，但中层理论的广泛运用及其对史料开掘的指导作用，毕竟对中国社会的细部分析作出了重要贡献。当然，西方中国学受人类影响对中国社会所做的深描工作也有趋于极致的迹象，因此出现德里克这样的批评并号召向宏观革命叙事回归，也颇符合其学术钟表摆荡的周期率。可是中国的社会史研究却始终悬在半空之中，无论是”革命史“模式还是现代化解释都还没有对基层社会和 文化作出令人信服的深描式发掘，更别提中层理论的创构了。
如题所示，我们这里所描述的所谓”新社会史“并不是在一种范式突破的意义上来加以界定的，因为前面已经证明，历史学可能根本就不存在自然科学意义上的”范式转换“的可能性，因为我们无法满足库恩所规定的那种彻底性要求，即在放弃一个范式之前必得先证明其无效，或者既能解释支持旧范式的论据，又能说明用旧范式无力解释的论据。因为我们现在尚无法证明任何一种历史解释模式是彻底无效的，任何富有创意的历史学观点也不可能完全容纳旧有模式的各种解释前提，而只能在反思的基础上另外圈划出自己的研究领域。这时命题是否有效已不取决于客观标准，而往往更取决于现实面临的主观需要。那么我们意欲何为呢？
首先要强调，”新社会史“不是一个范式转换的概念，但也不是一个简单的类分范围的概念，而应是与本土语境相契合的中层理论的建构范畴。台湾杜正胜倡导从生态资源、产业经营、日用生活、亲族人伦、身份角色、社群聚落、生活方式、艺文娱乐、生活礼仪、信仰宜忌、生命体认，到人生要求等等范围，建构新社会史的框架。然而我以为，划定范围当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厘定与传统研究方法不同的规范性概念和解释思路，这些界限的划定不一定具有范式突破的意义，却一定代表着不与以往框架重复的实际操作涵义，否则大量史料的发现 与阐释有可能不过是为解读旧有框架而服务的工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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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正来学堂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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