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文化中。在中华大地上,众多民族创造、享用和传习着丰富多彩的民风民俗,反映了他们生产生活中所形成的一系列物质的、精神的文化现象。钟敬文曾指出:“民俗是一种民间传承文化,它的主体部分形成于过去,属于民族的传统文化,但它的根脉一直延伸到当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伴随着一个国家或民族民众的生活继续向前发展和变化。”
我们触手可及的饮食、服饰、居住、交通等诸多生活范畴,岁时、节日、娱乐、活动,乃至个人、家庭、家族、民族的组织运行形式,无不在民俗文化生动而丰广的智慧中得以体现。
地方民俗:和而不同
《周礼》说:“俗者习也,上所化曰风,下所习为俗。”指像风一样刮动,遍及上下左右四方,人人传习,并自觉教化而形成民俗。《晏子春秋》说得中肯,“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可见,由于地域环境、历史发展和伦理道德的影响,民俗文化因地而生,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
例如,满族祖先生活在东北“白山黑水”的广阔地区,旗袍是他们的传统服装,狩猎是主要的生活方式。他们善骑乐射,驰骋于山林,被誉为“引弓之民”.蒙古族逐水草而居,住“毛毡帐裙”的蒙古包,“食唯肉酪”.每年夏秋之间举办“那达慕”大会,赛马、射箭、摔跤。藏族聚居在“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种耐寒抗旱的青稞,牧放牦牛,饮食青稞酒、酥油茶和“风干肉”,随身带着木碗和小刀。藏族文化和习俗影响深远,《格萨尔王传》是世界最长的史诗,藏戏、歌舞和藏画都有独特的风格。民俗文化显现了民族的特点,强化了民族精神,塑造了民族品格。
“五十六个星座,五十六枝花,五十六族兄弟姐妹是一家。”五十六个民族统一于整个中华民族之中,其纷呈各异的民俗文化构成中国民俗文化的整体。各族人民经历五千年文明发展的历程,始终能够存异求同,和谐共进。各民族意愿表达、穿戴装饰和古今行为举止不同,但表现的信义、作用和生活意义是一致的。任何民俗文化都反映一定的物质基础、社会环境和道德观念。
例如,很多民族都尚白、尚洁,以白为善,以白为美。古称朝鲜族为“素衣民族”,他们的衣饰、住房以白为主色,孩子周岁也要系上一团白线,祝愿他们长大纯洁高尚。撒拉族传说祖先原住在中亚撒马尔罕,曾牵着一头身驮手抄《古兰经》的白骆驼离开家园,寻找新的乐土,走到青海驯化时,白骆驼在一眼清泉边变成了化石,他们冥冥中悟到要找的居地就在眼前,于是便在这里安家落户。白骆驼成了撒拉人心中的吉祥物、美好理想的象征。再譬如龙的图腾信仰,上世纪七十年代山西出土蟠龙图形陶具,代表黄河中游地区龙山文化类型。后在内蒙古出土大型玉龙,属红山文化晚期。八十年代引起轰动的是河南西水坡发现的蚌壳龙图案,属仰韶文化作品。这些龙造型各异,产生年代、地点不同,但都传达和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奋发腾飞的文化精神。这些充分说明,民俗文化只有异中求同,和而不同,才能承前启后,发扬光大。
岁时民俗:随天应人
人们在长期的农业生产中,探索季节气候和农事的关系,随着季节、时序的变化,形成了不同的民俗习惯。
《礼记·郊特性》有篇《蜡辞》记载:“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勿作,草木归其泽。”这是十二月终了氏族部落酋长在祭奠上的祝词,祈求神灵保佑,风调雨顺,禾稼丰收。立春是先民的重要活动,早在周代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去东郊迎春,鞭春牛以示劝农,祈求丰收。此后世世代代都举行全民的迎春活动,不少地方要向长者拜谒,叫“拜春”.全家围坐吃春饼,以祝家庭和睦,叫“咬春”.还有“村田乐”的娱乐活动被称为“唱春”,可见迎春活动之丰富多彩。
及至二月二,是传说中龙王抬头的日子,“金豆开花,龙王升天,兴云布雨,五谷丰登。”北京乡民用石灰洒地,自门外弯弯曲曲一直洒到厨房,绕水缸洒上一周,叫做引龙回,意思是引龙回来降服百虫。三月三为上已节,农民上土谷祠祭神,祈求本年五谷丰登,等等。
可见,中国最根本的民俗文化认同“天”,顺乎天意,也就是适应与遵循大自然的规律,保持和它的一致、和谐。天和人类社会具有密切关系,天人视为同一体,不仅有物质、自然上的相连,同时还有精神上的相通,倡扬“以人为本”思想,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实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从而生活在和谐美满的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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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光明日报》2012年06月13日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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