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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在论文答辩等一些场合，我经常提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民俗学研究的个案要看是否有助于回答民俗学是什么，或者说是民俗学的基本问题是什么。在民俗学的学科本位问题没有理清之前，这个问题还不好回答。但我们如果心里没有这个学科自觉，不清楚自己做的研究对民俗学有什么贡献，这就会使研究意义大打折扣。我经常担心的是，我们的研究，特别是前面说的“区域民俗志”研究，稀里糊涂地找了一个点，下去做田野，然后挖了一堆资料，不管是文献的，还是访谈的，就拿回来写论文。反正别人也没有去过，你这里说的张三、李四、王五，某某庄，某某村，别人都没听说过，写出来你就是最厉害的了，反正别人也没有你这个经历。你这样研究了一个点，他也这样研究了另外一个点，往往只是个案的累积而已。如果没有学科本位，缺乏问题意识的自觉性，不清楚自己要和谁对话，不明白做这个个案对民俗学有什么意义，这样的研究是没有太大价值的，这个学科也是没办法进步的。
这个问题强调的是民俗学者要修炼内功，它的繁荣不能太依赖外力。外力可以借助，但不能被它忽悠，否则就会有损于这个学科的生存。我可以用别的学科的例子来说明。比如地理学也是个传统学科，与历史学一样古老，但这个学科现在颇有一些挣钱的机会，其中最大的一个机会就是帮助各地的政府做规划，旅游规划、详规、总规，做一个规划的费用就数十上百万，导致现在变成一个产业。一些学者花大量时间、精力做这个，研究生都跟着打工，每个月都能多拿几千块，很有诱惑力。慢慢大家就没心思思考本学科的学术发展，老师们都在耗费他们当年学问的老底子，不去研究什么新东西了，学科的思想进步就停滞了。现在我们也热衷于评这个评那个，外在的东西占了太多时间、精力，该去想的东西也不去想了。等时过境迁，当国家、社会、人民需要我们民俗学贡献聪明才智的时候，却拿不出新的东西，拿不出真才实学给他们，这个时候民俗学就真的难以安身立命了。
我前面提到过关于亲属关系的人类学研究。我们知道山东大学刁统菊博士的博士论文是研究一个村里的姻亲关系的。从理论框架来说，我觉得它总体说来没跳出人类学的亲属关系研究框架，至少是这样一个人类学问题意识的延续。带着前面申论的理念，我比较关心的是，今天村落生活中的亲属关系或姻亲关系，与他们所知道的、还能记忆的，或者他们在生活习惯当中形成了惯制的关系是如何勾连的；如果有关联，哪些是变化了的同时哪些又是未变的；达成这样的现实生活样态是因为什么；大家都这么说，或者都这么做，这样的一种惯制是怎么样存留到今天的，在这样一种过程中起作用的机制究竟是什么，也就是传承的机制是什么。目前的民俗学研究不是完全没有这样的追求，但是不多。
刘铁梁教授的另一位博士张士闪教授研究的是小章竹马，刘教授说这篇博士论文是比较传统的民俗学。不管传统不传统，我说还是比较像民俗学的研究。为什么说比较像？是因为他做得也还有大大改进的地方。小章竹马是一种民间的仪式性表演，过去可以把这样的研究划入秧歌之类民间小戏的研究那一类，可以是民间文艺的研究，所以刘教授说它看似比较传统。但我们看到，它实际上是一种民间仪式，而民间仪式就多多少少带点宗教性。这样的主题其实也是人类学所关注的，不一定就是民俗学的研究。但张士闪教授告诉我们--虽然没有着力强调，这就是说要大大改进的地方--小章竹马这种民俗传统是如何传承下来的呢？这个传承的过程是与马氏家族的发展过程有关的。它提炼出来的是，西小章村的竹马表演是靠着会点武术又挺厉害的马氏家族的活动来传承的，所以他探讨的是民俗生活传承的机制，这就落在我所谓的民俗学本位上了。当然这个提炼还不够自觉，分析的力度还不够，但他还是尽力把落脚点放在了马氏家族的活动这里，而不是局限于铺陈这种表演。
所以如果我们的学者、我们的研究生能通过我们论文的具体个案，对这个民俗学的学科本位问题都做出哪怕是一丁点儿贡献，大家集腋成裘，民俗学研究就进可攻，退可守，即进可服务于现实社会，退可专注于学术本身。在一定的时间内，安身立命就是可能的了。
说到最后，我顺便提及民俗学作为传承之学的资料问题，这也是个实践或操作层面的问题。这个问题既可以拓宽民俗学资料学的范围，也可以打通所谓“一般民俗学”和“历史民俗学”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界限。
一般来讲，民俗学搜集资料的方式是参与观察，其结果是获得访谈记录和观察感受。我们过去说25年或30年可以形成一个新民俗，是表示我们可以有一个能观察到的、或者能有记忆的一个时间范围。但我们考虑传承过程的时候，也许不能只获取这样一个时间范围内的资料，我们获取资料的时间范围，要看我们研究的对象所需涉及的远近。无论如何，我们可能需要注意两类材料：一类材料是在现实生活中直接面对的、或者是正在变或已经变了的生活，另一类是现实生活之前的资料。但在后者中，有许多和现在的生活没有直接的联系，已经变得很间接，对这类资料感兴趣的是历史学者，不是民俗学者。民俗学者要的是与现实生活有直接联系的那部分材料。这两类材料要并重。
但民俗学研究必须把重点放在前一类，只是对后一类不能偏废，因为我们要思考的是传承和变化的问题。这样我们面对的资料就不仅是口头叙事，也包括文献，包括仪式表演和其它身体性的文本，还要包括图像和声音文本。文类（genre）多样化了有个好处，就是可以超越单一文类的局限和误导。因为任何文类和文本都有它的局限性，都是特定人群的产物。比如口头叙事文本的特点是生动、鲜活，但是它有非常易变、不确定、意义模糊的特点，所以研究口头叙事的传承更要注意对“变”的分析。但面对不同文类的资料，需要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即解释和分析的方法。材料种类丰富了，研究的难度也增大了，但它的学术价值就更大了，距离接触到相对真实的东西就越来越近了。
基于此，强调传承的民俗学研究就不会排斥其它学科的方法，因为不同学科对于特定材料的分析、解释手段是有专长的，比如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历史学的考据学方法、心理学研究记忆的方法，以及美术、音乐、戏曲等艺术学科的专门方法，这些都可以为我们研究传承之学的本位服务。也许我们也就可以因此发明出一种关于解释生活文化传承与变化的方法，即学科本位的方法，可以给别的学科贡献出他们可以参考借鉴的东西。所以，当我们的学科本位问题明确了以后，对资料的认识和对方法的思考，都可能会随之有一个新的开拓和提升。何以安身立命的问题，就是在下一轮学术转型之际需要再度面对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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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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