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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俗传承的变与不变
我们说民俗学是传承之学，并不是说传承就是不变，其实没有不变的传承。但其中还是有不变的因素，有可能是精神不变，内核不变，形式变了；也有可能是形式不变，但所表达的意义变了。因为记忆的特点就是有选择性的记忆，有些东西被记忆，有些东西则被忘却。探讨传承的机制，同时也是探讨变。
比如说拜年，我们过去有许多拜年的礼俗，现在都废弃了。但是两个熟人在见面的时候，还有可能说声“新年好”!但拱手作揖、邻居串门拜年的习俗至少在城市里比较少见了。但是现在有新的拜年方式。过去相距遥远的时候是很难拜年的，过节的时候也很难相聚，所以才有“每逢佳节倍思亲”的诗句，可是现在我们可以通过手机短信、电子邮件，或者打电话，甚至视频的方式来拜年。过去陌生人之间很少相互拜年，但现在在春节联欢晚会上，主持人可以向全国人民拜年，可以在春节团拜会上向海外华人拜年。这不仅是形式变了，拜年的范围也扩大了，亲人之情、邻里之谊被扩大到整个社区和族群。但是，拜年这个民俗事象还存在，只要还有年节，拜年的习俗就会存在。西方人过圣诞节，也会发个贺卡说Merry Christmas，有的还自己制作卡片把一年来自己的生活大事写下来或画下来，告诉亲友，这也是拜年。这种人类的文化根性就是一种传承的机制。
刘铁梁教授讲到民俗学的身体感受或者身体性，对骑马民族的理解，只有感受到马背上的生活，才能理解骑马民族的民俗特点。他说按过去的规矩，人类学者要到那里去骑一年、半年的马。落到我们的话题上，大家知道，澳大利亚或新西兰，他们是以养牛或养羊来著称的。他们虽然也经历了现代化社会，城市化水平也比较高，但他们还是有很多畜牧业。过去养牛或养羊，像美国西部牛仔一样是骑马的，他们有骑马的感受；但现在不骑马了，很多人驾驶着摩托车，开着越野车来放牧。小时候我们唱他们的一首歌，很有民俗的味道，叫《羊毛剪子咔嚓响》，现在剪羊毛可以用机器了，不都是人工用剪子了。但放牧还在，剪羊毛还在，这个是不变的东西。所以骑马有骑马的感受，开越野有开越野的感受，与骑马有关的生活改变了，但不一定完全改变，因为骑摩托、开越野还是离不开草原，离不开放牧，对后者的感受对于我们民俗学的意义是与感受骑马一样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不能说骑马的没有了，民俗就没有了。民俗还存在于开越野放羊的人身上，畜牧方式的改变不等于畜牧不存在了。这就是改变中的传承，这就是我们说的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
华南宗族的情况颇能说明传承与变化的一些复杂情况。关于华南的宗族，人类学者是率先关注的，国内学者林耀华的《金翼》和《义序的宗族研究》、许烺光的《祖荫下》都可以说是代表作。但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弗里德曼。（11） 不过现在国内研究宗族最有影响的却不是人类学者，而是历史学者。我们在广东、福建看到祠堂林立，而且最重要的是它是活态的存在，不像江西、徽州也有很多祠堂，湖南也有很多族谱，但祠堂里已经没有活动了，所以感觉是从过去、比如明清时期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据研究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历史学者告诉我，这其实是一种错觉。那里的宗族发展也是经历过一个断裂的，并非是连续不断的传承。毛泽东从当年井冈山时期就说族权是束缚中国人的四大绳索之一，经过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文化大革命”，大家已经不知道宗族的事情应该怎么搞了，族谱怎么修、祠堂如何建，祖先的神主牌怎么放，祭祖的仪式怎么做，统统不知道了。
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传承的机制是多么奇妙和如何起作用的了。大家知道，从晚明开始，特别是到了清代中叶以后，广东、福建沿海有许多人都迁居到海外，特别是东南亚地区。他们到那里去了以后，就把家乡的传统带到那边去了。包括在我国的台湾，清代中叶以后闽南人、客家人、潮汕人去了那边，把家乡的信仰传统和宗族传统都带过去了。改革开放以后，人家回来寻根问祖，同时投资搞建设，看到家乡的祠堂、寺庙破败不堪，就出钱重修。因为在台湾、东南亚这个传统没有断，所以人家知道怎么做，于是告诉你要把原来的碑刻、族谱找回来，要怎么摆神主牌，怎么做仪式，这个传统就重建起来了，传承就被接续起来了。什么叫“礼失求诸野”啊？就是传统如何接续的机制。可能从“野”求来的“礼”已经变了，已经不是庙堂上原来那个“礼”了，但八九不离十，即使相差较远别人也不知道了。其实几乎所有的传统都有断裂，也都是这样接续起来的。所谓“传承”就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这个传统接续的机制又不仅限于宗族组织的重建。因为宗族组织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通过联宗等方式，形成了日益壮大的族产。宗族中的各个房支的族产成为宗族族产中的各个股份，宗族就是这个控股公司。在华南，这些宗族的房支在不同的地方经营着宗族的族产，可能在香港，可能在东南亚，也可能在北美，各个房支对宗族做出贡献，也就在宗族组织中占有重要地位。这种经营宗族也是经营生意的方式，不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出现的，而是在明清时期就是如此。有人将此理解为一种传统与现代性的结合，事实上这是传统的接续。如果这是现代性，那么在传统中就有“现代性”了。正是由于这样的机制，所以“传承”是有内在动力的。
所以，民俗学既是传承之学，也是变动之学。“变”是“传承”的题中应有之义。过去把传承理解得过于狭隘，好像现在古建筑修缮讲究的“修旧如旧”一样，就是把过去的东西完全承继下来，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生活中除了古董以外就没有这样的东西，只要它有生命力就必然是变的。刘铁梁教授最近很强调“身体性”（实际上我认为古人讲“体悟”这个词更好些，把切身的体验与其后的感悟都包括进去了），他也承认代际的社会在变化，每个人在用文化来参与生活的过程中，就必然就会有自己的独特的东西进去，于是这就变成一种富有生命力的传承。
总之，“生活是一条河”，它本身是一个流动不居的过程。任何一个事物，可能很短暂，白驹过隙，但也是一个过程。一个人有他自己的生命历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变与不变构成了这个过程的主旋律。民俗学所研究的就是这个生活传承过程及其机制和意义。
四、民俗学研究实践中的学科本位
现在回到民俗学的研究实践。
张士闪教授为我们这个“民俗学何以安身立命”的讨论主题拟出了四个可以发挥的话题，一是当前国家制度中民俗学的危机与机遇，二是当代民俗学的学术视野与自我定位，三是反思目前国内的区域民俗志或民族志的热潮，四是学术理念与分析工具：民俗学研究如何操作。第一个问题中的“国家制度”我猜包括学科目录上的民俗学和“非遗”保护中的民俗学，我在这里没有正面讨论；我前面所讨论的主要是第二个问题，都相对比较宏观；后两个问题是比较技术性的，第三个问题我虽然有所涉及，但主要还是刘铁梁教授近年所做的工作，由他讨论比较合适；下面我只稍微论及第四个问题的后半句话，涉及民俗学研究的具体实践。但是民俗学涉及的研究课题很多，我没有能力做到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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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论坛
【本文责编：CFN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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