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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一种巧合，正是在1998年，我十分幸运地成为了一名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专业的研究生。我报考的不是这个专业，而是被调剂过来的。接受调剂的原因很简单，我没有理由选择，更不可能有其他选择。能让我这个生长在地瘠民贫的川北的乡下人继续读书，而且是在知名的大学攻读研究生，并因此有可能改变生活环境，我已经满怀感激。更何况，当时，鼓励我考研也曾经在北京师范大学访学的丁瑞根教授曾赞许地说：“能到北师大读民俗学很好，比搞现代文学好。那里有钟敬文教授，他可是中国民俗学、民间文学的头号人物!因为他，北师大的民俗学也是国家的重点学科。”这让我充满了期待。但是，“民俗学是干什么的”这样的问题从那时起也就一直困扰着我。
前来北京参加面试前，我斗胆到四川大学中文系的资料室借了1980年版钟敬文教授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那是一本几乎藏在死角，蓬头垢面，满身尘埃的书。或者是储藏条件不好，天府之国的湿度太大，阳光不足，虽然才出版十多年，但纸张已经泛黄。书内的借书卡上，只有一两个人登记借过这本书。换言之，偏居一隅的这个中文老系，没有多少师生关注这个学科。我努力读，但脑子中关于民间文学的概念还是一片模糊。好友担心我使了一包子劲的努力在面试时搁浅，付之东流，专门到盐市口的几家书店买到了钟敬文教授的《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或者是因为精装硬皮新书的缘故，钟先生关于孟姜女的研究，让我大开眼界，对民俗学有了点恍恍惚惚的感觉。当时，自己简单地归结为，反正关注的是接地气的东西。本来就是个山里人的我，竟然无知者无畏了。
在读研究生的那数年，每次寒暑假都要乘坐三十多个小时的火车硬座往返北京。为了打发时间，同车厢的人不得不相互慰藉、“取暖”。于是，除了打瞌睡、打扑克，欣欣然的聊天是拥挤的硬座车厢的主色。无论是晨曦初露还是夕阳西下，车厢内总是喧闹的。亢奋的高音、倦怠夹杂着哈欠声的低音不绝于耳，断断续续。神聊的间歇当然也说些正题。对民俗学一无所知的不同邻座常常都会善意地问：“民俗学，那是干啥的?有这样的学科吗?你将来能干啥呀?”而稍微了解点的乘友则会好奇地说：“哦，民俗学，那你肯定啥都知道吧?摩梭人走婚咋回事?鄂温克人怎样驯鹿的?为什么结婚时要给新娘头上盖红盖头?初夜权是怎么回事?”还不乏这样的问题：“民俗学?那你会看手相吗?会算命吗?会看风水吗?”
这些问题不仅仅是我这个当年的民俗学专业的学生面临的问题，也是后来我教的研究生同样面临的问题。而且，好几届研一的学生在第一个春节后都会问我，“老师，你说这样的问题我们怎么回答?怎么说别人也不明白。”不仅是学生这样问我，直到如今，在我外出旅行或调查时，与人聊不聊天，这些问题都像鬼魅一样，阴魂不散，让我寝食不安。
这些问题本身说明，在高校之外，具体地说在有着民俗学硕士点的院校之外，民俗学存身的社会性窘境。这种窘境与其说是从业者的，还不如说是整个学科建制在中国“现代化”整体语境下的窘境。
在中国，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民俗学的肇始时间，学科史家们基本都是以1918年北京大学歌谣征集运动为起点。 也就是说，虽然其中有着或长或短的中断，但这门学科在中国也快百年了。可已过鲐背之年的民俗学仍然是少部分人的事情，影响亦微。它并未因襁褓时期的歌谣征集、而立之年后大规模民间文学的采录、古稀之年全社会动员的十套民间文艺集成的采录编纂和眼下炙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评审伟业而有太多的改变，也未因进入信息传媒时代而扩大其社会声誉。原因何在?
鸦片战争以来，不同主张的中国智识精英事实上都在按照西方的模式力图使中国现代化。这其实是一种在“人类社会一定在前进，发展就是好的”的单向进化的总体性历史观支配下的“规划现代化”。它始终将没有话语权的民众、边缘族群、少数族群视为是可以教育、改造和提高的，并且相信他们在发展而过上好日子的愿景下，也会主动参与到这种规划的现代化历程中。这种不计代价的发展的前提就是马科斯?韦伯所谓的工具理性，简言之就是“实用”与否。但是，其苦心营造的“发展就是好的”的幻觉却如同恶魔、美女，使无法自持的异质群体不知不觉地跻身其中，心甘情愿地奉献着自己的光和热。春末夏初京城的黄沙、以各种防腐剂、添加剂为基本成分的食品、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人的失位失语都是“发展的就是好的”这个可人的温馨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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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产经》 2012年第5期
【本文责编：CFN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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