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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一本著作叫做《天安门》，很多人误会这本书说的是天安门事件，其实不是的。他认为天安门很重要，从清朝就重要，是一个中国近代史的象征。书中主要讲三个人：康有为，鲁迅，丁玲。史景迁借助由这三个人延伸出来的所有历史事件，呈现出当时的社会思潮、人物性格，还有他们的历史处境，历史环境的大变动，这是很有意思的。他的基本看法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遭遇，遭遇是他们个人的生活，而出现这些遭遇的环境就是历史。所以从这里头又发现了近代中国历史文化的变动，又回到对每一个人的关注与重视，由此展现活生生的历史。我们中国的历史研究，到了二十世纪，开始学西方的历史的时候，有个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学了一套客观的历史，然后经常讲到历史的潮流，经常把具体的、活生生的个人抹杀掉，对个人遭遇和心境的认识比较欠缺。
他第一本书是他的博士论文，就是《康熙与曹寅》，其实写得蛮好，用比较传统的史学的写法，用档案哪，用文献哪。那本书耶鲁大学出版社觉得不错，后来就出版了，卖了二十年，第一版都没卖光。后来史景迁成名了，都卖掉了，而且不但如此，后来还加印。我觉得这个现象也很有意思。有些人读书也怪，明明这本是好书嘛，他不读，一定要作者后来享了大名了以后才读。我知道最典型的例子是高行健。高行健的《灵山》在台湾出，十年卖了五十九本。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一个礼拜卖了五万本。
其实史景迁在学习他的本文化，也就是欧洲文化的过程当中，老早就碰到很多跟中国有关的一些讨论，这可以从他的第二部作品中看出来。那本书叫《改变中国：在中国的西方顾问》(To Change China: Western Advisers in China, 1620-1960)，是比较好看、比较通俗的。虽然用的资料大体上都是第二手的，可是他研究了从明末一直到新中国这个历史阶段在华的外国专家、外国顾问、传教士等等。他后来写了几本书是跟这个主题有关的，他也会再回到西方找材料，比如说《胡若望的疑问》，相关的资料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和梵蒂冈都有。这本书的写法就有点像写《王氏之死》。《大汗之国》等于说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西方怎么看中国，他也写得蛮有意思。
他一部一部地这样写，后期比较重要的作品是本教科书《追寻现代中国》，这本书到今天仍是在美国学中国近代史最主要的一本教科书。这本书出版后很快就成为畅销书，这也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一本教科书，居然可以变成畅销书，在美国普通书店都有得卖。
美国汉学界和学术界对史景迁的评价如何?
郑培凯：他的《康熙》出版后，一般的评论认为很好，史学界评论也认为很好。但那些汉学家就觉得，哪里有这样写历史的?也不是所有汉学家都批评，但的确有些人觉得他另辟蹊径，假冒康熙，端起架子说英文。汉学界总觉得，这个史景迁走的路子，不是我们搞汉学传统的方式。等到他写《王氏之死》的时候，就有一些人叽叽喳喳的了：“做梦嘛，乱想的，这个东西跟客观历史不相干的啦。”这种批评是有的。史景迁后来按照他的路子再继续写下去，每本书都开始畅销了，这时候就有人不满了。你写的是学术著作嘛，居然畅销了;我们皓首穷经的汉学研究著作却没人看。特别是写到《天安门》，大家也不是批评这本书写得不好，就是说它太畅销。
我觉得汉学界在过去的美国，是非常边缘的，就好像在我们中国，你研究非洲史，或者是阿拉伯史的，应该是非常边缘的。因为美国最主要是，自己有个美国史，美国史之外，是以欧洲史为主，欧洲的上古史啊、希腊、罗马啊这些，有研究中古史的，也有研究欧洲思想史或是社会发展史的，然后有国别史，英国、德国、法国……中国是一个国别史，大概是这样一个状况。
当汉学本身是边缘的时候，它自己有一个系统，这个系统比较传统。史景迁的整个路数呢，他从来没有限于传统的汉学圈子，他就是研究历史，只不过具体的研究领域是近代中国的历史。所以他写书的对象呢，不是写给汉学研究领域的汉学家看的，他是写给对历史有兴趣的，还有各种领域的历史家看的，因为他们希望了解中国的历史。
讲到汉学界是蛮麻烦的。汉学界最主要的有一批人是研究与讲授中国语文的，这些人总是觉得，可能史景迁中文底子不够好。当然，我相信史景迁没有他们的中文底子好，这个我相信。可是在欧美历史界，他一直都受到大家的认可与尊重，他做过美国历史学会的主席，也就是整个历史学界的领袖。这可能也反映了一些有趣的现象，因为他真正活跃的学术圈是历史界，而不是所谓的汉学界。现在在美国很少听到对他的批评，传统的汉学界也接受他，因为他的著作变成教科书了。教中国近代史，总会选用他的书，甚至有些人教中国近现代文学的，也用他的书，因为他写过鲁迅、丁玲，以及近现代作家的生活环境。可是，他基本上还是个历史家，当然因为是研究中国，所以也被人称作汉学家，然而绝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汉学家。
在美国，整体的知识圈与文化圈都对他很尊敬，像《纽约书评》经常请他做撰稿人，那在美国差不多算是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一份刊物了。《纽约时报·书评周刊》也请他。他这个人，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很随和，写历史也像讲故事。他的东西写得很畅销啊，一般人都可以看，可他基本还是很严谨很扎实的，因为他是个历史家，受过严格的历史训练。他的训练是这样，他会运用想象，弥补历史的缝隙，可是他每一个想象的出发点，都会告诉你，这个想象怎么来的，都有依据的，不会随便乱想，因为历史不是虚构的故事，他不是做文学创作。特别可以注意，看他如何批评有些胡乱想象的书，他的批评很严厉。比如有两本书，一本是《黄金之城》，一本是《1421》。像这种时候，他谨慎当中还蛮决断的，“根本是胡说”，他就敢这样讲。他经常在学术界跟文化界担任一个知识人、文化人的本分功能，让他的知识以及对中国历史的理解，与人家共享。
他的学术地位嘛，我想可以这样定：他作为一个历史家，把一些涉及中国历史学的研究探索重新提出来，以明畅的文字叙述清楚，探讨近代中国的历程该如何认识。其实是把历史哲学也探讨的一些重要的议题，都重新提出来，然后通过历史叙述来实践。他实践的本身，就是一部部历史作品，都呈现出具体人物所经历的历史氛围。你可以看到，他的著作是历史写作很好的典范。有人批评他偶尔会误读了中文材料，我看也难免，人非圣贤，不是说什么都百分之百对的。他处理的历史题材，一般都通过具体的个人或事件，涉及如何理解中国传统的历史环境，而比较不太进行特定的专题探索。他也会爬梳史料，找出过去史家不太注意的材料，但总是为了说清楚具体历史事件发展的关键，而不是专为了从事历史考据。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史景迁影响了西方对近代中国的认识，这方面他有很大的贡献。他的贡献，跟早期，比如林语堂、赛珍珠他们，有一点不同。他基本上还是个学者，他讲的东西，是从研究的角度，或者把学界的东西呈现出来，让大家理解中国以及中国所经历的变动。他的文化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这个很重要。不讲别的，现在我们在英美教中国近代史，最基本的教科书就是用他的。以前我们用费正清的。费正清那本写得很枯燥，文字不如史景迁的流畅活泼。至少，他们的书作为教科书，基本史实都可靠，你假如找出毛病来，也是你的一个成就。当这样的书大家都读，而且都觉得可靠，这就是重要的知识来源，会影响整个西方对中国的认识与态度。1980年以后，美国人、西方人想要了解中国，一个很主要的来源，就是看史景迁写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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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早报 2011-04-10 02:37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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