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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简介】詹姆斯·格罗斯曼(James Grossman)，现任美国历史学会执行主任，芝加哥大学高级研究员，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毕业后，曾执教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主要研究领域为美国城市史、非裔美国人历史、美国的种族问题以及高等教育，著有《希望的土地：芝加哥、南方黑人和大移民》(Land of Hope: Chicago, Black Southerners, and the Great Migration)、《一次变好的机会：非裔美国人，1900—1929年》(A Chance to Make Good: African Americans, 1900—1929)，主持了《芝加哥百科全书》(The Encyclopedia of Chicago)的编纂工作并因此获得美国出版人协会的嘉奖。2005年，他被《芝加哥杂志》(Chicago Magazine)评选为当年七大年度人物之一。
在交往中需要了解对方的历史与文化，历史对于我们作出正确决策是很重要的。理解历史，能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事物、看清现象的本质，从而作出更明智的决定。
中国学者在国际交流方面已经做得很好，他们能提出宏观的问题，我们有很多地方需要向中国学者学习。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间的互动可以激发大家从不同角度出发思考现有问题，或者在交流与思想碰撞中想出新问题。这些互动十分重要。
2011年10月底，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与美国维思里安大学共同举办了首届中美学术高层论坛。来自四大洲的学者共聚一堂，从各自的学科、知识和文化背景出发，探讨传统的定义以及它在当代的价值。美国历史学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执行主任詹姆斯·格罗斯曼(James Grossman)也参加了本次会议。借此机会，本报记者采访了格罗斯曼教授。教授谈了美国历史学会的现状、面临的挑战、今后发展的目标，以及对国际会议和中国学者国际化的看法。
1 芝加哥黑人工人大部分来自南部农村
《中国社会科学报》：教授，您好!请问最初您为何选择历史专业?
詹姆斯·格罗斯曼(以下简称“格罗斯曼”)：最初上大学时，我一直打算做一名律师。当时有一位舍友是学历史的，我发现他看的书比我的有意思多了，于是，我开始选修历史课，这激发了我的兴趣，并开始花更多时间学习历史。渐渐地，我又觉得当一名大学老师也不错。这样，我最终决定研究生攻读历史专业，并考虑将教授历史作为自己今后的事业。我对20世纪的历史最感兴趣，尤其是劳工史，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兴趣所在，当我还在为今后念法学做准备时，就选修了与劳工有关的课程，包括工业领域的劳工关系、工会、劳工经济、雇主与工会的关系、雇主与工会之间的谈判等。而由于我除了法语不懂其他外语，所以选择说英语的工人作为研究对象，因为这样我就能看懂各种资料，而其中对非裔美籍工人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此外，我的成长环境也使得我一直对非裔美籍工人感兴趣，我在20世纪60年代就读的学校是与非裔美籍孩子混合就读的学校(这种混合型的学校到后来才开始逐渐普及)。研究非裔美籍工人，这对我而言也是一个机会，芝加哥是一个很好的地方，这里的工人大部分来自南部农村地区，当他们来到芝加哥后，开始在非常现代化的工厂劳作，包括在钢铁厂和已经实行流水线作业的包装厂。我主要关注的是，这些工人从农村地区或者小城镇迁移至大城市、从农业或者其他非工业领域转移至工业领域时，他们是如何调整自己以适应新环境的。
2 数字化是挑战也是新机会
《中国社会科学报》：美国历史学会前任主席Arnita Jones曾评价说，在学者、高等教育和研究院面临很多挑战的数字革命时代，您是能够担当重任、引导学会继续向前发展的“绝佳人选”。对此，您怎么看?
格罗斯曼：的确，随着数字化的普及，学术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面临着许多新挑战，但这些挑战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各种新机会。无论是学者间的交流模式还是他们的教授方式，或研究成果的发布与交流形式等，都出现了很大变化。例如，在我研究生刚毕业的时候，学者间的交流和联系总是面对面的方式，他们通过会议这个平台进行沟通、对话。会散了人也走了，或许再一次见面是在3年之后，到时候又是从头开始。总之，要保持学者网络，需要组织会议。而如今，会议在这方面的作用大大减弱。人们在开会前早已进行了充分的沟通，例如，我在来参加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和维思里安大学合办的首届中美学术高层论坛(以下简称“论坛”)前，早已和你们进行了联系，我们早已彼此认识。当我开完会离开时，得到了一个通讯录，今后可以继续与这些学者保持联系、进行对话。
这一切在以前是无法做到的。所以，学术圈有了新的沟通方式。例如，如今我们可以自己创建一个网络，进行在线直播会议，从而使无法到场参加会议的人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会议现场。而且，我们还可以通过网络进行场内外的互动，场外的可以通过网络向场内与会者提问，进行直接的交流。今天，会议更多只是一个中间环节，在会议前期，我们已经通过现代通信网络做了大量筹备工作，会后，学者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得以继续。
这也为发表会议的研究成果提供了新机会。例如，我们可以创建一个网站，将会议发言稿放在网上，这就好像是出版了会议论文集一样，而且比以往传统方式更简单。由于发表纸质的论文集需要找出版社，而出版社总要谋取盈利，可会议论文很难销售。网络发表的好处还在于可以进行随时更新，这也意味着各机构之间，例如美国历史学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之间，发展学术合作关系并一直保持联系变得更容易了。我还想插句题外话，美国历史学会目前正在选举2013年的执行主任，两名候选人都是研究东亚问题的。所以，从2013年起，美国历史学会将会有一名研究东亚的学者了。
此外，就美国本国而言，同一领域的交流也变得更容易了，教同一门课的老师可以不受距离限制地交流彼此的教学大纲。又如，当一位高中历史教师为下一节从未教过的新课准备时，他们往往需要去网上查找资料。然而，网上信息鱼龙混杂，他们或许很难从大量信息中甄别好坏。而我们在这方面相对而言更具权威性，会尽可能地帮助他们作判断，倒不是说哪个正确、哪个错误，而是要教给他们一种方法和标准。比方说，他们可能就某一个问题找到12个答案，有些是在一般的历史方法基础上得出的，有一些或许却是糟粕。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帮助他们使用好的标准与方法，学会筛选好坏。
不仅如此，数字时代也使得历史学家之间可以进行更多互动。很多较小的历史学会往往只有一个人，而且他们不在学校工作，没有同事可以沟通，或许只与当地的中学历史教师有联系。之所以建立这些小规模的历史学会，主要目的是服务当地社区，包括给予旅游指导、收集地方史、收集各种相关材料、举办小规模展览、作讲座等。他们与高校教师、研究院和大规模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之间鲜有联系。因此，将这些对历史都感兴趣、有着共同爱好的人，通过网络这个平台聚集起来，这是我们要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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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01月04日 第252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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