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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以前，该专业的硕、博士研究生获得的都是文学学位，这与人在中文系接受教育名副其实，从而与现代文学、文艺学、语言学等专业的研究生就业单位的选择没有太多的差异。可是，1998年之后，仍然在中文系读民俗学专业的毕业生获得的却是法学学位。在社会大众的常识中，法学主要指的是法律和社会学相关的专业，民俗学则鲜为人知。如是，随着高等教育以及研究生教育的普及，尤其是在北京这样人才荟萃，研究生遍地，用人单位有着多样选择的大都市，这一中文系（文学院）的法学学位的民俗学专业的毕业生经常是求职简历塞都塞不出去。用人单位的逻辑或者说制度的逻辑简单明了：你说你是中文系的，可你的学位不是文学；你说你是法学学位，可你又不是学法律或社会学的。
民俗学的学科归属与制度性定位的窘境造就的巨大就业压力，迫使民俗学专业的研究生们越来越早地陷入低迷状态。众所周知，北京师范大学的民俗学是国家重点学科。在当下的语境中，“重点”有着两重含义：一是政策的制定者认为这个东西很重要，前沿性或应用性明显；二是这个东西已经弱小到需要施以援手，假以扶持的地步。显然，民俗学这个所谓的重点学科属于后者。
对于本科毕业还不想工作或者工作不理想的人而言，地处京城的北京师范大学与民俗学国家重点学科的名头，再加之刚过世不久的钟敬文先生的无上声誉，对并不太了解这门学科窘境的考生而言，依旧有着巨大的魅力。以极高的情商和智商，在考场上残酷厮杀、比拼，甚至不惜背水一战，以十比一或者二十比一的比例考上研究生的学子们，其兴奋点如昙花，还没怎么开就谢了。教师们的激情与以身作则的投入在这些初学者那里很快就化为“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的遗憾。没有社会关系，只身来京打拼，并以北京为人生终极目标的学生们，越来越尽可能快地将自己置身于了学了何用，还不如早点找“找不到”的工作的沼泽与吊诡之中，或者是陷入心灰意冷、无所事事的慵懒与焦虑之中，甚或整日以网度日，演绎为新一代宅男宅女。睁眼瞎般的群体性“夜游”成为其在校生活的状态之一。
这一窘境不仅仅是民俗学专业学生的，也是这些学生的师长们的。比经费、争课题的“课题学术”的导航，使高校普遍要求老师申报各种级别的课题并作为科研考核标准和晋级条件的硬性规定，在使不“学”有“术”的学霸之林、课题专业户之林更加繁茂的同时，也强化着民俗学教师的窘境。
2010年，在国家社科基金这一行政级别最高也即最权威的科研申报体系中，民俗学没有单独出现的机会，四分五裂地处于一种被肢解的状态。民间文学还是归于文学大类之下，民间信仰在宗教学大类之下。社会学的子目录有含糊其辞的“社会学其他学科”，没有民俗学。民俗学这一重点学科被“其他学科”给明确地模糊化处理掉了。更有意味的是，在这一权威的申报指南中，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一道隶属于“民族问题研究”，代码是MZF。这一有些意外也幸运的出现，又潜在地、变相地规训着不研究具有现实意义、政治意义，能促统战、保和谐的民族问题的民俗学就不是民俗学。换言之，这一以金钱为支撑、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课题申报指南完全忽视民俗学学科本身的历史、研究对象、方法，并与荒诞的考评制度一道重新定义着民俗学。这样一来，作为一门学科的民俗学实际上被制度性地边缘化、模糊化了。
2011年3月，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新公布的《学科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中，艺术学终于摆脱文学的圈属，荣升为一级学科，自立门户，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艺术学的从业者为之欢喜雀跃。可是，同样也有“文艺”两个标识字符的民间文艺学并未因此而显得更加体面些。反而是原本就在文学、社会学以及宗教学、民族学夹缝中艰难生存的民间文艺学又多了艺术学这个后生的一级学科的威压。面对这一窘境与尴尬，民间文艺学的从业者再次表现出了极度的不安与焦虑 。
这一边缘化、模糊化的制度性窘境让稍微关心学生生活前景的教师同样充满了忧虑。十余年来，不同层级、不同规模的民俗学学科建设会议年年都在召开，也有人呼吁为建设一级学科而努力 ，但终年往复，这种制度性的窘境并未发生根本改观。有一阵子，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评审运动的蓬勃开展，似乎使高校内外的民俗学从业者眼睛一亮，少数专家也至今都忙得不亦乐乎，但这因审时度势而有的个体的荣光同样无异于积习已久的民俗学制度性窘境。
眼下又是盲月，这批学生有的已经答辩了，有的答辩在即，他们能否找到自己期望中的满意工作，能否过上亲友满怀希望的安稳还不乏快乐的日子？能否在将来偶遇时，真正发自内心地说 “老师，我不后悔当年读民俗学”？这一切都是未知数，只能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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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产经》 2012年第4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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