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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德在《论希伯来诗歌的精神》中提出了犹太民族或种族认同的一些共同点，比如作为全民族共同遗产的土地、契约式律法、共同使用的语言以及民间记忆、对家庭纽带的强调、于先人的热爱和尊崇。土地和律法对于犹太民族的重要性可以用赫尔德自己的话说：“土地属于律法，律法属于耶和华的土地。”【48】他后来更认为不同种族或民族的内在心理特性，或者说国民性、民族性，与其社会政治制度有关联。【49】 我们在此有必要回顾中国学者在20世纪初叶使用国民性或者民族性的历史，这两个词应该均借自日本学者的著述。赫尔德所提出的民族精神（Volksgeist） 和中文话语中的民族性、国民性概念可能有所关联。
中文的国民性概念可能借自近代日本，也可能直接译自德文，来自德国学术。正如巴纳德（ FrederickM. Barnard） 所指出，近代思想史上很多术语和概念均有赫尔德思想影响的印记，如National charakter （民族性、国民性） 、Volkslied （民谣、民歌） 、Zeitgeist （ 时代精神） 以及Einfühlungsverm ügen （同感能力） ,等等。【50】 尽管他没有提到Volksgeist,但何炳松显然对这个词更为留意。有学者认为，严复最早于1909年翻译孟德斯鸠1748年写成的《论法的精神》一书时将national spirit一词译成“国民精神”。该词最早由孟德斯鸠使用，后来伏尔泰也继承了该词的用法，德国学者莫塞尔（ Friedrich von Moser）于1765年《关于德国国民精神》（Von dem Deutschen Nationalgeist）的小册子中将该词引入德文。但该词到了赫尔德那里变成影响更为深远的Volksgeist一词。【51】 国民性一词及其德文较早出现在汉语中可能是1903年在上海明权社出版的汪荣宝和叶澜著的《新尔雅》，国民性用来翻译德文Mentalit?tdesVolks; Staatsbüger则被译成国民。后来1911年卫礼贤在他编辑的《德英华文科学字典》中把Bürger译成国民。单纯国民一词，早在1852年就出现在魏源的《增广海国图志》，后来王韬、载泽等清廷出洋大臣的行记均使用。国民作为nation的汉字对应词，并见于前引1881年出版井上哲次郎与有贺长雄编《哲学字汇》。【52】 民族精神一词出现很早，决不是何炳松首先使用，早在1921年2月26日朱谦之致胡适的信中就使用了民族精神一语， 【53】但尚难确定该词最早出现于何时。
明确说民族精神是赫尔德使用的Volksgeist一词的学者无疑是何炳松。国民性的历史很长，梁启超1902年发表了《新民论》， 1903年发表《中国之品格》等文章都涉及国民性格问题。梁启超在《新民论》中说：“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非尔者，则虽今日变一法，明日易一人，东涂西抹，学步效颦，吾未见其能济也。”这个说法和前面提到的赫尔德认为民族特性和国家制度有关联可谓相通。梁启超的《中国积弱溯源论》更直接批评中国人的性格有奴性、愚昧、懦弱等特征，指出国家的强弱与国民的志趣品格关系密切。【54】 国民性在民国初年逐渐成为文化界的热门词语，如1917 年《新青年》署名光升发表《中国的国民性及其弱点》的文章，直接使用国民性作标题，之后鲁迅发表一系列文章，成为激烈批判中国国民性的新文化运动名人。【55】其他还有罗素著、愈之译《中国国民性之几个特点》（刊于1922年《东方杂志》第十九卷第一号） 。另外民族、种族、国民的区别也逐渐提上讨论日程。梁启超在1922年演讲《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中区别了民族、种族和国民，认为民族与种族不同，种族主要为人种学研究对象，注重研究骨骼及其他生理区别，同一种族可能解析为无数民族，同一民族可以包含无数种族。而民族与国民不同，国民主要是法律学研究对象，其标志是同居一地域、有一定国籍。他又将民族成立的有力条件归结为血缘、语言、信仰，还有民族意识。但他认为民族意识又是民族心理学研究的范围。民族心理学的德文Volksp sychologie 最早出现在汪荣宝、叶澜1903年出版的《新尔雅》，显示其德国学术渊源。同一年雨尘子在《经济竞争论》中用民族主义来指英文nationalism一词，可能是此类对应翻译出现的最早一例。【56】 另一个和国民性类似的词是民族性，中国学者也和日本学者一样使用这一术语，如1926年7月周作人特意撰文评论了安冈秀夫于该年4月东京聚芳阁出版的《从小说上看出的支那民族性》。【57】在20世纪20年代，鲁迅更是批判中国国民性的先锋人物。【58】1933年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左翼学者陈高佣在《新中华》一卷二四期发表《中华民族性的历史观》，认为民族性是一个民族的根本态度，自然环境不同影响到民族性不同。他引用了维柯的话说明民族发展有着共同的道路，接着作者描述了中国古代思想传统特别是孔子、老子、墨家以及佛教入华之后，各思想流派对中国民族性的论述以及近代的民族性。【59】 可见当时民族性或国民性这一论题日益引人注目。
中国学者对于国民性以及民族性的讨论晚欧洲一个多世纪。正如吉野耕作指出的，国民性或民族性（ national character）在18世纪的德国和法国学者笔下十分普遍。比如康德认为法国人礼貌、亲切、活泼、轻浮；英国人善变；德国人冷静、真诚、热爱秩序、勤勉。而孟德斯鸠则在《论法的精神》中指出影响一个民族一般精神的种种因素有气候、历史、政府形式、宗教、法律、风俗习惯等等。而赫尔德则强调民族的个体性。吉野还指出在荷兰，知识分子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也热衷于民族性的讨论。吉野接着特别讨论了Volksgeist的概念，认为这个概念是德国浪漫主义的特征，根源于反启蒙主义的审美主义运动。而赫尔德则是这一概念的集大成者，体现在他对于民族的认同，强调共同文化的认同而非对于统一政权的认同，这种对于共同文化的认同来自于内在的民族意识，而非外在的接受；同时，共同使用一种语言来表达内在的感受和思想也是民族精神的重要表现。语言之外，民族认同的重要因素还包括神话、民歌、仪式、风俗习惯，等等，体现民族共同个性的文化纽带。赫尔德的这种以民族精神为核心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首先在丹麦受到欢迎，接着在其他国家和民族中得到认可。【60】 可惜的是，吉野是社会学者，他的研究专注于“日本人论”思想的社会学考察，注意文化民族主义的国家比较，而没有提供“日本人论”思想的历史根源，特别是通过思想史文献的梳理来找到西学的影响，使得我们无法了解赫尔德是否对日本近代文化民族主义者产生了影响。但通过考察以上各种信息的相互关联，我们可以看到赫尔德的这种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居然在不同层面对中国20世纪初叶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影响，周作人接受了赫尔德论述民歌民俗方面的启发，而何炳松接受了赫尔德民族精神论述的影响。另一方面，令人惊讶的是，民国时期入华的西方移情思想也引起了历史学者的注意，如陈寅恪的了解之同情一说可能也受赫尔德影响。【61】 尽管他没有提到是否受到赫尔德的思想影响。另是姜蕴刚在其《历史艺术论》的自序中也提到移情法：“希特勒每次的讲演，其布景，姿态，声调，内容，确是艺术化了的。所以他在德国每次胜利。一个油漆匠，在短期内一跃而为一国之领袖，岂是偶然的吗？ 他能充分理解人类的通性，所以他的讲演乃至他的著作《我的奋斗》，都是采用艺术家所谓的‘感情移入’（ Einfühlung）法。希特勒之盟友墨索里尼，就曾经明白宣言过：政治家必同时为艺术家。”【62】虽然这个说法把历史和艺术家使用的移情法联系在一起了，但这里并没有提到赫尔德。陈寅恪和姜蕴刚两人均未提赫尔德，最主要还是因为当时学者对于历史主义并没有太多概念，即使在西方学术界，对于赫尔德的移情理论也未受众多学者所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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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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