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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探讨了民间情歌的一些基本理论
民间情歌因为长期没有得到认真的研究，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因之，民间情歌值得研究的问题很多，无论是其本体论方面的有关问题还是其史论方面的问题都值得探讨，十年来着重探讨了如下一些问题。
1、对民间情歌起源的探讨
关于诗歌的起源，学人们已从多种角度进行了探索，提出了许多著名的论点，如“劳动说”、“摹仿说”、“游戏说”等。然而，民间情歌起源的根据是什么呢？张海先同志经过考察，认为：情歌产生的因素主要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私有财产出现，由此引起的社会变革——私有观念产生，以及这种变革在人们心灵上造成的各种影响——个性的张扬，同时还有对原始“恋爱”艺术的继承和借鉴。如再追根溯源，原始人两性间的性爱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劳动对于情歌的起源没有直接的关联，劳动在这里是通过生产力、生产关系等中间媒介而起作用的［（37）］。梁宗亨同志认为：劳动环境和风俗习惯是孕育情歌的温床［（38）］。
2、探讨了民间情歌产生的时代
民间情歌是与人类的产生而同时产生的呢？还是人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而产生的呢？这是民间情歌产生时代的一个没有得到统一的问题。为此，有些学人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张海先同志认为民间情歌是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是在原始社会走向解体、阶级社会的因素已经萌发的时候产生的［（39）］。陈子艾同志认为民间情歌可能出现于人类社会发展史的对偶婚阶段或对偶婚的从夫居与一夫一妻制的交替时期［（40）］梁宗亨同志认为民间情歌产生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一夫一妻制时代［（41）］。雷茂奎同志根据维吾尔族情歌中“没有佛教信仰的痕迹，也没有畜牧生产的流露，而是表现了以耕种土地、从事农业生产为中心的‘村落经济’”，由此而断定维吾尔族情歌产生于十一世纪之后。［（42）］王克勤则认为藏族情歌可能产生于六世纪末、七世纪初［（43）］。杜玉亭通过对基诺族原始情歌“巴什”的考察分析，认为基诺族的情歌产生于血缘婚后期，证明了民间情歌起源于血缘家庭时代说的正确性［（44）］。
3、探讨了民间情歌数量多的原因
流传于各民族的民间情歌浩如烟海，那么，情歌数量众多的原因何在呢？陈子艾认为其原因是：a、丰富的生活源泉孕育了丰富的情歌，一方面，“在旧社会，处于水深火热痛苦深渊的劳动人民，往往也只有在对心爱的人倾诉自己的情怀时，才能感到短暂的幸福和欢乐，因此，唱情歌就必然更加成为生活的一种迫切需要”，一方面，“在众多的少数民族中，由于唱情歌是他们的恋爱工具和手段”。b、封建礼教影响的薄弱，一方面劳动青年男女接受封建礼教教育较少，相互之间有较多的接触机会，一方面，“不少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还保留有较多的原始群婚制的遗留习俗或母系权重的社会痕迹”，因之可以“享有较多的恋爱自由”。c、“情歌流传的空间、时间跨度大，因此，也就能有更多的机会保存在人们的口头上。”d、“民间情歌能较多地得到书面的记录和保存。”一方面，“不少情歌歌词的内容，所表现出的人民性、民族性，往往超越其阶级性，或者就是表达了各阶级共通的某些人性。再加以这种人之常情的生活，又往往较之其他方面的生活，更易使人们产生非唱不可的情感共鸣，更易激起人们要求传唱的愿望。”一方面，情歌“比较容易逃脱封建统治的‘歌网’”［（45）］。藏族情歌特别繁荣（即多）的原因与广泛的歌舞传统有关、与民族婚姻形态有关、与情歌的实际功利有关、与仓央嘉措的影响有关［（46）］。
4、探讨了民间情歌创制的现成思路
民间歌谣的创制，有它的现成思路，即民歌中经常出现的某些景物所带来的联想，这些景物不一定是实有其事，只是一种象征，但它却能借助习惯与联想引出某种固定的情绪。周政保对蒙古族情歌中大量以黄骠马、紫红马、雪青马、黑斑马、黄斑马、青斑马、花斑马、银河马、雪骝马、铁青马等比喻为自己的情人或恋中人的现成歌吟习惯进行了探讨，认为无论是把马的具象当作一般的比喻，还是把马的驰骋作为特定性的象征（扩大的比喻或情思的具象复合），这两种比喻，“它们都具有比较固定的含意。……都是借马的情景描写，特别是那种骏马驰骋的描写，引出爱情所带来的热烈而真挚的情绪，而这种情绪又往往是比较固定的——以比较固定的情景描写引出比较固定的情绪传达。”“对于马的驰骋的情景描写，其意义并不在于马的驰骋情景的本身，而在于通过这种描写传达了一种可以被草原听者所接受、所理解的比较固定的情绪。而听者之所以能接受与理解，并且引起感情的共鸣，也是出于某种特定的民族性的现成思维习惯及联想。”［（47）］这就是为什么蒙古族许多情歌中马的情景描写既几近“雷同”而又与下文缺乏表层贯通性的原因。民族民间情歌除了大量地运用“现成思路”外，也还大量运用“现成词组”，即歌手们按照现成词组的结构方式，依据现成思路及联想习惯进入略有区别的同类具象场景，即兴唱出一首情歌。如维吾尔情歌中的“黑眉毛”、“葡萄熟了”、“黑眼睛、长辫子的姑娘”，“雪莲花、雄鹰、花鹿、白天鹅、羊羔、大雁、夜莺、百灵鸟、玫瑰花、牡丹、石榴花、白杨、沙枣、松树、桑树”［（48）］。藏族情歌中的“太阳、月亮、花朵、雪莲、布谷鸟、北斗星、彩虹、碧海”等［（49）］。壮族情歌中“珠宝、凤凰、孔雀、鲤鱼、牡丹、玫瑰、芙蓉、椎树、栀木、木棉、大树、高山”等［（50）］。塔塔尔情歌中的“苹果”等［⑤①］。而情歌中大量地运用“现成思路”和“现成词组”会不会造成情歌的枯燥乏味呢？从实践和理论上来回答，都是不会的，周政保认为蒙古族情歌中“马的情景描写所引出的比较固定的恋爱情绪而言，出于这个民族的听者对于马所怀有的独特情感，以及歌者吟唱的即兴性（在彼时彼地吟唱的特定环境中）再加上听者的审美心境与富有习惯驱力的审美水准，我以为不仅不会产生重复感与枯燥感，而且会产生亲切感和共鸣感，因为这些听者在历史性心理积淀的作用下，对本民族民歌所运用的‘现成思路’具有相当强烈、相当灵敏的感应力。”而“现成思路”与民间情歌中的兴又有何关系呢？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兴呢？对这个问题周政保亦进行了探讨，他认为“蒙古族情歌所出现的‘现成思路’——它所表述的那种比较固定的恋爱情绪，不仅开始了下文的抒情，而且大致指定了情调的走向”，与“兴有时完全是为了吟唱的起头或韵律的需要”并不一致［（52）］。
对民间情歌“现成思路”的探讨，是民间情歌深层次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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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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