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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歌舞音乐的结构形式，归纳起来有四种：
第一种是用一首民歌唱多段词表演时反复演唱，载歌载舞。如乌孜别克族歌舞曲《亚里亚》。
第二种是既用民歌，又用舞曲。这种结构形式都有简短的器乐引子，然后接以歌曲，最后是舞曲。藏族的“堆谢”和“囊玛”都采用这种形式。
第三种是把许多首歌曲有机地结合起来，再加上器乐的引子和间奏，组成中型或大型套曲。这种结构形式，在音乐上形成了调式、调性、节拍、速度等方面的对比，较为丰富。如维吾尔族的《喀什赛乃姆》就由引子、五首歌曲和尾声构成。
第四种是只用舞曲伴奏，不带歌唱的乐舞。可分为鼓舞（仅用打击乐伴奏）和跳乐（用器乐伴奏）两种形式。
以上几种歌舞，音乐的共同特点是旋律的歌唱性和节奏的舞蹈性。
民间器乐也在少数民族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在少数民族地区，不仅可以听到许多优秀民间艺人表演各种乐器的独奏，也可以听到许多精采的合奏。婚丧嫁娶、节日喜庆、亲友来访总是伴随着器乐演奏的。许多民族把舞蹈和奏乐结合在一起，边奏边跳，自成一格。如苗族、水族、侗族的芦笙舞，彝族的三弦舞等。
许多少数民族有用乐器谈情说爱的习惯，姑娘们常用口弦或其他乐器奏出她们的心里话，而痴情的小伙子也能从连绵起伏的音调中，判断出姑娘所说的是一句什么样的话。许多民族还用乐器来奏出谚语、诗歌，甚至叙述长篇故事。如哈萨克族的东不拉乐曲中就有许多“叙事长诗”。在这种音乐中，有一部分旋律的走向与声调一致，演奏者靠声调曲折作为创作音乐的依据，听者靠旋律所反映的声调曲折来判定语义。
根据前不久进行的调查，我国少数民族的民间乐器有近五百种。依据我国民间传统的乐器分类法，同汉族民间乐器一样，它们可分为打击乐器，吹奏乐器，弹拨乐器和拉弦乐器四类。
打击乐器可分鼓、锣、铙钹和板梆等四小类，其中以鼓类最为重要。在民间乐队中，鼓往往起着领奏的作用，有些鼓长期用于独奏，表达着各种情绪。现在经常使用的鼓有满族的八角鼓，维吾尔族的手鼓、纳格拉鼓，傣族的象脚鼓，壮族的蜂鼓，瑶族和朝鲜族的长鼓，以及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铜鼓。
吹奏乐器在中国乐器发展史上是出现比较早的一类乐器。少数民族的吹奏乐器根据演奏方法和乐器构靠的不同，大致可分为三种，既无簧哨的吹奏乐器，如笛、箫、哈萨族的斯克布斯额等；带簧哨的吹奏乐器，如管子、巴乌、唢呐；以簧和有定长度的管配合而发声的簧管乐器，如芦笙、葫芦笙等。
弹拨乐器在少数民族中也很流行。其中流行最广的要算是口弦了，几乎每个民族都有。其他常见的弹拨乐器还有热瓦普、卡龙、弹拨尔、独它尔、霍不斯、月琴，东不拉、扎木聂、扬琴等。
在汉文中拉弦乐器统称“胡琴”，从这个名称就可以看出拉弦乐器是源于北方少数民族的。目前少数民族常用拉弦乐器有蒙古族的马头琴、四胡，维吾尔族的艾捷克、萨它尔，侗族的牛腿琴，藏族的根卡和壮族的马骨胡等。
在长期的生活和艺术实践中，各民族人民根据自己的审美观点和爱好。创作了大批乐曲，借以抒发感情，寄托情思。少数民族的器乐曲可分为独奏曲、重奏曲、合奏曲三类，合奏曲中又有吹打乐合奏，丝竹乐合奏，鼓吹乐合奏，弦索乐合奏及打击乐合奏等多种不同的形式。
近三十多年来，许多演奏家和乐器技师在改革少数民族乐器方面做了不少尝试和努力，作曲家们也在民间乐曲或民歌的音调基础上为多种少数民族乐器改编和谱写了许多新的乐曲。
半个多世纪以前，中国著名的音乐学家王光祈博士在《东方民族之音乐》一书中提出了“乐制”（Tonal System）的概念，它主要系指音乐的理论基础中关于音高侧面的体系。包括音律、音阶、调式、调性的一切方面。“乐制”固然是构成音乐民族风格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但只涉及“乐制”还不能说明各民族音乐的特点。因此，为了对中国各少数民族音乐的形态进行描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音乐体系”（Musical System）。音乐体系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乐音构造。（2）乐音的组织形式，即“乐制《（Tonal System）。（3）节拍和节奏的特征。（4）音乐织体的特点。我们认为，要想描述各少数民族的音乐风格，只有将上述四方面联系起来探讨，才能比较合乎实际情况。
从现在接触到的材料分析，中国少数民族民间音乐分别采用中国、波斯——拉伯和欧洲三个音乐体系。在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中，有的民族只采用一种音乐体系，如藏族、壮族等采用中国音乐体系，俄罗斯族采用欧洲音乐体系等。这些民族可称为“单一音乐体系民族”。有的民族情况比较复杂，同时采用两个或三个音乐体系，如哈萨克族和塔塔尔族采用中国音乐体系和欧洲音乐体系，维吾尔族和柯尔克孜族采用中国、欧洲、波斯——拉伯三个音乐体系。这些民族可称为“复合音乐体系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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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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