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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为一个有别于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传统多族群国家，其边疆史有着鲜明的“中国性”，这种“中国性”一方面体现为中国的文化主体性，表现为总是不自觉地在潜意识中以中原文化观观照中国边疆史，但在另一方面，正如社会人类学家施坚雅(G.W. Skinner)所指出的，“中国”不应被简单地理解为是一个均质化的、“铁板一块”的单一实体;它是经由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发展并不均衡的一系列地方区域之间的互动与整合而形成的一个系统。这反映到中国边疆史上则又表现出某种“复合性”。这种融汇“主体性”与“复合性”的“边疆记忆”在中国自身的文本表述中有着特有的记录方式与表述传统，而与西欧、美国甚至俄国的边疆历史发展史存在着结构性的区别。近代以来，出于“以史为鉴”与“经世致用”的考虑，中国学者对边疆史的研究日益深入，大批边疆研究著述问世，如葛绥成的《中国边疆沿革考》(一九二六)、顾颉刚、史念海的《中国疆域沿革史》(一九三八)、夏威的《中国疆域拓展史》(一九四一)、蒋君章的《中国边疆史》(一九四四)、童书业的《中国疆域沿革略》(一九四六)等著作分别从各个角度对中国古代的边疆政治军事行动与边疆政策加以论述，逐渐形成了对于中国边疆史的“历史/政治型”叙述模式，分别叙述各个朝代的政治、军事、族群政策并加以罗列，再形成整体性的边疆史。这种叙述模式从材料搜集与运用的角度而言，意义不言而喻，但是从整体角度概观，则会发现逻辑说明力显得较弱，“在阐述民族或族群的历史根源性时，我们过去采用的溯源式叙事范式，恰恰忽略了对于所研究对象的主观归属意识之状况及其历史变迁进行必要的考察;因此便可能很轻率地将某种经过极漫长的历史变化过程才最终形成的结果，非历史地倒追到该过程的开端之时。另外，中国自己的边疆史地学，多侧重于讨论历朝中央政府的治边策略与治边实践，而对边陲社会的回应还缺乏足够的注意”(姚大力：《西方中国研究的“边疆范式”：一篇书目式述评》，载二○○七年五月二十五日《文汇报》)。在传统观念中，“地域的边界以一种可以想见的方式与社会的、民族的和文化的边界相对应。然而一个人对自己是‘非’外国人的感觉常常建立在对自己领土‘之外’的地方所形成的很不严格的概念的基础上。各种各样的假设、联想和虚构似乎一股脑儿地堆到了自己领土之外的不熟悉的地方”([美]萨义德：《东方学》，三联书店二○○七年版，68页)。而中原王朝的边疆行动机制是如何形成的?中原王朝与游牧政权之间的边疆互动又是如何生发的?如何量度这种边疆互动?游牧政权是否有其习惯性的边疆政治思路?这些都是边疆史研究的“中国性”中所经常缺失的“复合性”的问题，而这在“历史/政治型”叙述模式中无法做出清晰的解答，我们必须从其他角度寻找解答的工具，以另外的视野观照中国边疆问题。当史籍材料无法形成有效的解释体系时，田野调查的重要性就日渐突出。非历史视野下的中国边疆史研究，使我们对边疆问题的研究有了全新的视域。近年中国的对外学术交流日渐活跃，西文著述的中译亦如火如荼，但其间各专业的情况大不相同。作为目前整个人文学术界相对冷寂的边疆研究，由于受现实政治问题的困扰，西文著述的译介显得较为乏力，长远而言，这种状况对学科之发展实属不利。在事实上，当我们尚满足于对边疆史的“历史/政治”式观照时，彼岸的美国已有学者开始了人类学视域的探究，力图从游牧社会来发现历史，找寻边疆史研究的“中国性”中一度缺失的“复合性”，其中巴菲尔德(Thomas J. Barfield)的《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The Perilous Frontier: 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 Cambridge, Mass.: B.Blackwell, 1989)一书受到关注。有国内学者认为此书是在中国边疆史研究领域内由“重新发现”拉铁摩尔(O. Lattimore)到新的“边疆范式”形成的过渡时期的代表性作品(姚大力：《西方中国研究的“边疆范式”：一篇书目式述评》)。
托马斯·巴菲尔德出生于一九五○年，现为美国波士顿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及人类学教授。他在哈佛大学接受了系统的社会文化人类学以及考古学训练并于一九七八年获得博士学位，之后留校任教，一九八九年成为波士顿大学人类学系主任。他已出版的著作主要着力于对欧亚大陆过去及当代的游牧民族进行研究。《危险的边疆》一九八九年由Blackwell出版集团出版之后，因学术界评价甚高，Blackwell遂于一九九二年再版发行。作者对游牧帝国与中国的关系做了全景式的探究，并以社会学和考古学的视角提出了新的看法，令人耳目一新，西方学界亦有多篇书评加以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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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2009年第4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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