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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评述钟敬文教授一生关于传说的著述，把他的基本思想概括为：传说是一种特殊的虚构作品，其特殊之处在于传说具有历史的真实性。钟先生是在特殊与一般、真实与虚构、历史与文学的辩证关系中思考传说属性的。他倾向于把传说作为文学看待，归根结底认为传说是虚构的、想象的作品，是一种艺术创造。但是，他同时也从历史的角度看待传说，认为传说虽然不是狭义的历史，不是直接的记事，但是具有反映特定时代的历史真实性。
［关键词］ 传说；钟敬文；真实性；专名
［中图分类号］ I207.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2(2006)02-0033-06
传说研究对于中国的民间文艺学的诞生和成长具有特殊的意义。颇有意思的是，虽然中国现代的民间文学事业从歌谣运动开始，但是它最早也是最有影响的范例却是传说研究，也就是顾颉刚先生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在主要奠基人钟敬文先生一生的民间文艺学诸体裁的著述之中，除了一般的学科建设和学科史的论著，比较有分量的也是对于一些传说的专题研究（见附录，以下引述钟先生论著的出处也请参见附录）。在过去的20多年里，传说研究在学界也是比较受重视的，例如“四大传说”、八仙传说、风物传说以及各地的能工巧匠和地方名人名胜的传说受到了较大的关注。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是丰硕的，但是进一步的理论探讨却相对比较薄弱。当前我们要推进中国的传说学，自然有多种路径。从学科奠基者们的贡献中汲取营养、清理理论遗产，应该是当下的一项基本工作。本文只是想对钟先生的传说研究进行初步的盘点，并把自己的一点理解和解释提出来就教于大家。
一、钟敬文先生关于传说的观念和问题的萌芽
钟敬文先生涉足传说的文字在1925年大量出现，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关于顾颉刚先生孟姜女故事研究的六则通信，一是自己搜集整理的“陆安传说”。它们都是一些不完整的记载、简略的叙事和只言片语的评论。我起初也没有认真看待它们。但是，在琢磨钟先生后来关于传说的长篇大论的问题意识和论域的时候，我才特别注意他在1925年发表的这些关于传说的文字。看到它们其实是钟先生一生思考传说问题的起点的时候，我体会到钟先生把其中的五则通信收入《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下）（1985）的部分用意。
钟先生1925年关于孟姜女故事研究的通信一是为顾颉刚先生提示他看到的一些史料，如《李白诗中的崩山之说》在顾颉刚先生已经采用的杞梁妻哭倒城墙的说法之外找到了她哭倒梁山的说法，《筑城曲与贯休诗》为顾颉刚先生补充了唐朝大历年间诗人张籍《筑城曲》对于唐末贯休《饮马长城窟行》的影响；一是给顾颉刚先生提供他所知道的顾颉刚先生整理的孟姜女故事说法之外的异文，如《广东海丰的孟姜女传说》讲到钟先生家乡的异文说孟姜女是一个孝女，她的父亲被筑在万里长城的下面，她哭倒城墙，见到父亲。钟先生评论说，“这一段话使我们十分惊愕，就是，把‘征父’代替了‘征夫’，把‘烈女’变成了‘孝女’。这和两千余年来相沿的传说是如何地差异啊！”他在当初题为《福佬民族的孟姜女传说及其他》的信中又补充，是当地讲客家话的人把孟姜女当做孝女来讲述，而当地讲福佬话的人还是讲的孟姜女哭夫。他还评道，“口传文学随地而异”。
顾颉刚先生在发表《福佬民族的孟姜女传说及其他》的按语中有几句话，对于我们今天理解钟先生当初对于传说的印象和观念也是有参考价值的。顾先生的按语说，“读完钟先生寄来的《梁山伯祝英台节义全歌》又使我得到一个出乎意外的发现：原来祝英台的故事中渗入了不少的孟姜女故事及其他故事的分子了”。在列举了这些分子之后，顾先生最后说，“所以，这一篇唱本给予我们以一种深切的教训，便是：研究一件故事是不能专就这一件故事的本身去研究的，必须同时研究别的故事，始可寻出它们的交互错综的痕迹”。把传说故事看做一个一个独立的作品，还是把它们相互联系起来看待，这是不一样的思维路径。对于口头文学来说，研究者能够自觉意识到是在什么意义、什么层次上把故事看做单一作品，又是在什么意义、什么层次上把故事看做异文，这是很重要的。
钟先生的这些通信在直接的功用上都是为顾颉刚先生帮忙的，但是它们对于我们理解钟先生自己对于传说的看法却包含着另外的意味。顾先生在1924年发表《孟姜女故事的转变》，在文献上纷杂的记载和各地的各种传说中界定作为存在意义上的“孟姜女故事”，并清理（建立）这个故事自古以来一脉相承的演变轨迹。顾先生的思维主线是在多样的杂陈中把握一个故事。这篇大作立即引起很多学者（如“五体投地”的刘半农）的震惊和敬佩。钟先生在给顾先生的第一封信的开头所说的话是他一系列信件的开场白：“读尊作《孟姜女故事的转变》，甚佩！这一条‘流传了二千五百年，按其地域几乎传遍了中国全部’的老故事，本是千头万绪，很不容易捉摸的，给先生这么一度整理，竟如剥茧抽丝，毫不紊乱；而且替他解释了许多‘所以转变’的理由，尤见精心独到。”这段话的主旨当然是称赞。拨开称赞，我看到在钟先生的脑子里对于传说的事实判断是“千头万绪，很不容易捉摸”；再反方向地看，钟先生说顾先生给出的理由是“独到”的，也就是说这是他个人的一种解释。个人的（主观）解释与复杂的（客观）事实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不是称赞的语义所能够消除的。
今天来分析，钟先生当时脑子里的东西比他的称赞要复杂得多，他发表的这些短信对于顾先生的研究只是不那么重要的小帮忙，但对于钟先生自己一生的传说研究来说却具有重要意义：对于这种紧张关系和传说复杂性的强烈体认影响着他以后的思索。顾先生的研究成果与钟先生对于传说的体认是不能对应的，所以我们看到，钟先生的心里放不下这种紧张关系，他不停地在思索，在探寻，这些片断的以新材料为写信理由的通信只是他的思考所露的一鳞半爪。钟先生接着写道，“我没有多大能力给《歌谣周刊》的《孟姜女专号》做一篇有系统而且重要的文章，像尊作一般模样的；我只想找寻一些素材，以供大家之探索”。钟先生在当时还不能把脑子里的复杂东西系统化，他重点琢磨的以及他能够说点什么的是材料。或许可以说，这些对于顾先生只是补充性的“材料”，对于钟先生的思考来说，或隐或显地传达的是差异、复杂性。他如此看待传说，他才有必要说传说有待进一步的“大家之探索”。这些材料是顾先生的研究尚未涵盖的，我们未尝不可以说，这些材料所包含的多种信息是顾先生的研究思路所消化不了的或根本就不在意的，它们需要另外的研究思路。也许我的分析走得有点远了，我这样做只是要显示钟先生当初关于传说的问题发生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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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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