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方官员之所以在嘉靖年间开始重新重视唐叔虞，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嘉靖以后，蒙古军队不断劫掠山西，仅嘉靖在位的45年间，蒙古人犯就多达31次。嘉靖十九年(1540年)八月，蒙古军破宁武关，一直深入到太原、文水一带;嘉靖二十一年，蒙古军再犯太原，劫掠十日而去。为此，当年，晋祠乡绅王朝立、高汝行倡导乡民补葺太原县城墙，还修了32个敌台。嘉靖十九年，晋祠还修筑了22座堡寨。而率众重修唐叔虞祠并作记的苏佑本身就曾亲身参与抵抗蒙古人犯，屡败进犯元军。嘉靖二十六年重修叔虞祠之时，他正镇守宁武关，与蒙古兵正面交锋(刘大鹏，2003：375-376)。因此，苏佑重修唐叔虞祠，其实是和战争有关系的，其情形与宣和五年收复云朔诸州之时非常类似——封地之主在保境安民一事上还是要比一个雨神灵光得多。嘉靖四十一年，重修晋祠庙，高汝行做记之时就非常明确地提出，晋祠乃叔虞之祠，圣母、玉皇、三清、泰山一干神等统统都是附祀于此的(刘大鹏，2003：51)。关于叔虞和圣母之间的品秩问题，读书人其实早已开始反思。如天顺四年进士张颐在成化十九年退休之后，曾经到晋祠游历，写下“剪桐遗事今犹昨，血食如何配女郎”的疑问(刘大鹏，2003：370)。万历四十年(1612年)，御史苏惟霖游晋祠，在《游晋祠记》中也问道：“何以不祀唐叔而祀母?母且为谁?则以祠?”他的答案是：“所负之山曰悬瓮，绵亘数十里，山下出泉，灌溉环邑，土人以为惠出于母，尸祝之耳，何知唐叔”(刘大鹏，2003：380)。就连清初大儒顾亭林也曾经抱怨说：“今人但知圣母，而不知叔虞，不其然乎?”(刘大鹏，2003：32)类似地，康熙二十年前后，时任榆次知县刘东轩在游历晋祠时也写道：“血食但知有水母，岁时谁识有唐侯?”(刘大鹏，2003：231)

　　地方官员和读书人力挺唐叔虞的势头并没有因明亡而中断，顺治四年(1647年)，状元吕宫撰《重修晋祠碑记》、康熙五年(1666年)朱彝尊撰《游晋祠记》，都明确认定晋祠乃唐叔虞之祠。因此，可以说，康熙十一年周令树和阎若璩重新检阅《谢雨文》，提出圣母是邑姜之说，就是这个历史趋势发展之必然结果。就像周令树所说，将圣母认定为邑姜总比认定为其他怪迂无稽之神要好得多。要彻底解决唐叔虞在晋祠的地位，首先要给圣母的身份一个明确说法，将圣母认定为邑姜，实际上就是表明，圣母之所以能够在晋祠享受香火，是因了唐叔虞的缘故。周、阎二人考证圣母之来历，骨子里仍旧是承接宋朝以来的读书人之余绪，要给唐叔虞和晋祠“正名”。这个方案的确巧妙，既保留了圣母香火鼎盛的现状的合法性和事实上的正神地位，又肯定了唐叔虞在晋祠的伦理上和历史上的正神地位，几乎让国家、乡民和儒生都无话可说。

　　作为周代的封王，唐叔虞不仅代表了晋最早的祖先，而且承载着汉人对最理想的政治制度的想象。对于言必称三代的儒生来说，唐叔虞的象征意义是无须多言的。但就是这样一个在德性上完美无瑕的神祇，居然保佑了李渊父子明火执仗地造反。更为严重的是，面对隋炀帝这千古第一独夫，李渊父子并没有仗义执言，代天伐之，而是夺下长安后，先立了一个傀儡皇帝，后来又篡位登基，这件事给整个唐朝都罩上了挥之不去的阴影，而且李唐一朝在中国历史上素来都以武功见长，德性上几乎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建树。这就产生了一个难以解决的悖论：理想政治的象征同时成为造反称王的符号。于是，唐代一灭，这个问题就赤裸裸地摆在了所有希望再次统一中国的帝王面前。扳倒唐叔虞，就意味着否定周代，那也意味着自掘坟墓;保留唐叔虞，这个地方就永远都不得安宁。儒生自然不肯放弃对唐叔虞的尊崇，国家同样也无法容忍唐叔虞的前科。两相龃龉竟达700余年。宋代初年，赵光义希望以一种暴虐的征服来解决这个问题，却使自己更深地卷入了漩涡之中，宋朝树立的圣母虽然解了一时燃眉之急，却成了饮鸩止渴，使自己长期得不到晋阳人在道德上的认同。明代在这个问题上显然是延续了宋的做法，因此也陷入了同样的道德困境。明万历十年(1582年)马朝阳撰《重修晋源圣母祠记》之时曾因此为圣母之道德性进行申辩：“或曰‘旱潦之数，系之于天，非神所得专。然食民之报，而不以时请于上，是徒偶于位。如故吝其所施，必希当事者之祷而后应，俾输怨于天，惠归自己，是攘天之德，下欺吾民也!推怨非仁，利得我之，为非义!’神果如是乎?且也祷雨有应，殊非偶位者比也!吾故与之申辩，其冀永庇吾晋民也”(刘大鹏，2003：31)。当马朝阳以“祷雨有应”来为晋祠圣母辩护时，本质上是诉诸了雨水与皇权之间的关联(柯文，2005：69-80)，也是因为这一点，皇权与民间对丰产的祈求联系在了一起。宋代的频繁加封，明代的国家致祭，都含有利用国家的神圣性来补给圣母的意味。即便如此，其地位到底无法和唐叔虞之道德历史相抗衡，一旦国家光顾得不那么殷勤，圣母就面临被质疑的困境。这样看来，阎若璩等人考据圣母为邑姜实在是用心良苦——邑姜的身份不单是武王之后、叔虞之母，也是周初帮助武王平定天下的“十乱之一”，④国家在晋阳终于可以体面而堂皇地回到汉人的道德宇宙论中来;儒生也再一次有力地证明自己笃信的道统具备天然的合法性，并将圣母崇拜归并到叔虞崇拜中来，进而把国家纳入到自己的道统中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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