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①雷德菲尔德致力于研究自我保存的部落社会转变为农民社会时的状况，以推动研究范式的变革。他强调农民的社会与文化都不是自足的，要在关注到农民社会与城镇的文化互动的前提下，对其作出适当的理解。他说：“我已经辨识出构成整体社会的两个部分，农民和更加城镇化(至少是庄园化)的精英，在一个整体社会中，两者相互注视，相互结合或连接，有着互补的心态(也不总是互补的)，他们的关系也界定了彼此的相互地位。地位较低的人在某些方面承认另一方的政治权威，和‘在道德领域的领导地位’”(Redfield，1958：60)。实际上，雷德菲尔德的论述大多集中于文化研究领域，对于大小传统间的权力关系并不十分在意。而在中国研究领域运用大小传统概念的人类学家一方面强化了二者之间的权力关系，另一方面也更加重视农民社会与大传统社会间对抗性的一面，其目的就是要从传统中国的某种“东方专制主义”的氛围中将社会及其叙事与象征解放出来。在笔者看来，以大小传统概念为出发点来理解中国农民社会的是一回事，要理解中国文明的内在关系结构是另外一回事。下文中笔者会论及，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中，过渡强化大小传统概念的作用往往会掩盖历史的复杂性，并导致对整体结构关系的误判。

　　②王桐龄在研究中国历代党争时则认为，儒家知识分子几乎总是处于败落之地，人格之高尚甚至就是失败的必然导因(王桐龄，2012：160-161)。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王桐龄的看法来自对中国传统社会本身的激烈批判，这于社会变革的振臂高呼不无意义，但若看做是中国历史的真实面目则未免偏激和悲观了。

　　③当地学者袁汉城认为可能要更晚，到宋庆历年间(1041-1048年)之后。本文在这个时间点上从嘉靖《太原县志》。无论如何，圣母的出现，早不过天圣，晚不过熙宁。

　　④“十乱”见前文所引阎若璩《四书释地续》，其实是指十个平乱有功的人。

　　⑤张东荪论儒家，专重于其讽谏功能和御史制度。他认为，“士阶级的初起是在于封建制度的将要崩溃的时候。彼时各封建主想扩充其领土，互相从事于战争，遂不能不招贤纳士。这种士不问其偏于文或偏于武。大抵得士愈多则得助愈多。同时士如不得志。亦可自由到别个邦去。因社会的需要遂形成一个那样特别一类人们。所以士阶级是由于封建的崩溃而始有需要的”。秦统一天下后，因法家变革之故，贵族失去对皇权的约束，为防止皇权腐化，“乃有士阶级出来，一部分去作官僚以助帝王经营广大的领土，另一部分却真代表士的使命，专作由下而上的对抗力，以谋政权与人民利益得一个‘平衡化’”。士作为辅治阶层，其最重要的功能就是防止皇权的腐化。“他们的使命不在以分理事务而帮治者的忙，乃在时时以讥谏的态度纠正或救济治者的错误”。儒家除了维系政统不辍之外，另有一层在政治之外的维系社会秩序的作用，“中国社会组织与秩序的固定，大半可说得由儒家思想的助力，例如家庭制度中父子夫妻长幼的关系，差不多是社会组织的基础。中国在政治上虽屡屡变更朝代，更换统治者，而社会始终安定不乱，不能不说是由于社会组织的基础始终未被破坏之故”(张东荪，2011：125-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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