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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既是伊斯兰教徒，又是佛教徒，这种双重身份，促进了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传播，扩大了佛教在东南亚的影响。历史学家吴晗在《明史简述》中说：“当时南洋的许多国家信仰回教，而郑和也是回教徒（但也同时信仰佛教），选派这样的回教徒到信仰回教的地方去，就可以减少隔阂，办好事”。1409年，郑和奉命封拜里迷苏剌为马六甲国王，支持马六甲（满剌加）发展成为强大的王国，给马六甲王国改宗伊斯兰教以真正的动力，使它发展成为东南亚的伊斯兰教中心。到今天，马来西亚仍保持着伊斯兰国家的传统，体现了伊斯兰文化的影响。郑和又是佛教徒，深谙佛教建筑艺术，在佛教盛行的泰国（当时称暹罗），他帮助当地人建造了三宝寺塔、礼拜寺、西塔和锡门，弘扬了佛教文化。
此外，马、泰文化中体现的家庭伦理道德观念，注重血缘关系，尊敬长辈孝敬父母，以及诸如祖父、姑父、姐夫等称谓，都来自汉文化的影响。
2．近代和现当代汉文化的传播和影响。
近代，特别是1860年清政府取消海禁政策之后，华人更是大量移居新、马、泰等东南亚国家。1860年，新加坡华人已占总人口的61％；［14］19世纪90年代，平均每年有10多万中国劳工进入泰国；［15］20世纪初，仅移居到（马来西亚）北婆罗州的华人就有近百万。［16］同盟会成立后，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深入，许多革命者来到东南亚（孙中山就曾两次到泰国，多次到新、马）进行革命活动，此后，华人移居东南亚的热潮一直没有停止过。直到今天，东南亚仍是世界上华人华侨数量最多的地区，新、马、泰等国就更加突出。据1991年的统计，新加坡华人有200万，占总人口的76％；马来西亚的华人华侨有500万，占总人口的1／3强；泰国的华人华侨数目达645万，占总人口的12．5％。［17］
如果说古代汉文化对新、马、泰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器用文化和宗教文化上，那么近现代，随着华人移民的迅速增加和华人经济的崛起，成熟的汉文化对新、马、泰文化的影响则渗透到社会文化的诸多方面。
近现代，东南亚国家出现了大量的华文报刊，在华文报业最繁盛的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泰国出现了大批华文姐妹报；马来西亚各地均有华文报刊出版；新加坡华文日报达30多家，还有期刊100家以上。［18］此后，华文报刊的出版一直没有停止过。目前出版的华文报刊，新加坡有4家，泰国有6家，马来西亚有20多种（总发行量达80多万份）。［19］这些华文报刊在促进中国与这些国家的文化交流中，无疑也起了桥梁作用。
六七十年代以来，东南亚的华人经济迅速崛起，华商企业和财团独领风骚。在今天，华商经济已成为新、马、泰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随着华人经济实力的增强和知识层次的提高，“华人社会的群体意识和参政意识逐渐增强”，［20］不仅有华人个人、还有华人政党参政。泰国在1932年实行君主立宪政体以后，已有8位华裔政治家担任内阁总理，更多的华裔担任了高级官员；陈祯禄于1949年2月组建的“马华公会”，今天已成为马来西亚等二大政党，在议会中拥有近30个席位；［21］1954年11月组成的以华人知识分子为主的人民行动党，今天是新加坡的执政党。
华人的参政，不仅提高了华人的社会政治地位，而且也促进了汉文化的进一步传播，突出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语言文字。不同的文化是以不同的语言为基础建构起来的，不同文化的交流与渗透，也以语言为中介。今天，随着华人与居住国民族的不断融合，汉语已深入到新、马、泰的社会生活之中。在泰国首都曼谷，汉语中的广东、福建方言，特别是潮汕方言，在商业区仍可通行；近年来，泰国政府已将华文列为仅次于泰文、英文的第三种语言；在马来西亚，汉语是通用语言，除出版华文报外，还设有华社资料研究中心，出版华文书籍；近年来马来西亚开始重视华文教育，学习华语，重新成为该国的一大热点；在新加坡，有一年一度的推广华语运动，华语已成为当地第二语言。汉语在新、马、泰的推广与普及，扩大了汉文化的影响。
节日习俗。节日习俗表现了鲜明的民族、地域特色，具有明显的文化传承性。泰国的宋干节与我国云南傣族的“泼水节”相同，表现了他们之间相互影响，以及受印度佛教文化熏陶的共同特点；马来西亚的朝圣节（相当于中国伊斯兰教的古尔邦节）、开斋节、斋月等与我国西北、西南地区的穆斯林的节日相同，也体现出伊斯兰教文化在两国的传播及相互间的影响；而新加坡的民间节日，如春节、端午节、中秋节、妈祖圣诞日等，则更明显地表现出与汉文化的密切联系。如果说马、泰的节日体现的是与同属汉文化圈的不同次文化的联系和相互影响，那么，新加坡的节日习俗，则表现了与汉文化圈中主体文化的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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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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