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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德乌鲁市（现甘肃临夏县）拉卜楞寺工作组对寺藏文献228，820余部进行了整理，编出《拉卜楞寺总书目》，将寺藏文献分17类，首先是从大五明里的医学明开始，接下来是声明学、韵律学、工艺学、天文历算学，然后是小五明中的修辞学（包括书信、尺牍）、辞藻学、戏剧学，语法另分一类（含文法、语言、正字），后面是历史宗教源流类、传记类、名人全集类，最后是五部大论：因明学、菩提道次第修心类（即佛教论著）、密宗类、经咒类、红教经典（旧密宗类）。该分类目录中甘珠尔和丹珠尔部分基本上是继承了藏文古籍传统的分类体系，因为该寺所藏藏译佛经有4569种。［5］（P53－55）该寺藏书中有关宗教源流、传记、藏传佛教历代高僧大德之著述和本寺历世高僧大德之著作非常丰富，约有12415种，［6］（P53－55）所以，在目录中详列历史、传记、全集。这个分类体系主要反映寺藏古籍。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东嘎·洛桑赤列教授在《藏文文献目录学》中，针对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所藏藏文典籍编制了一个分类表，前两大类为甘珠尔和丹珠尔，接下来是以藏族传统文化大小五明次序排列，另加目录和藏族学者的全集以及各种零散著作等共分19个大类。其大类设置基本上沿袭传统分类体系，而“目录”大类的增加则是对藏族文献目录一直以来仅侧重于对文献的管理上，而没有从学科的角度给予系统的理论总结的弥补。各学科门类下划分出的众多分支科目的编排是该分类表的特色，如，传统历史著作下依据体裁列7类，即王统记、传记、佛教源流、法嗣、世系、寺庙志、护照，把藏族历史著作的众多体裁反映出来；工巧明下列绘画的理论著作《尺度经》、工艺著作《熏香》以及工艺技术的“配方”等细目，看到了历史上藏族绘画和工艺方面的理论研究和技术发展状况；戏剧学中列剧本、音乐论著、元音字母等，看到了戏剧学中必不可少的剧本这种文献以及与戏剧有关的音乐著论和语言学理论的存在。由于这些类目的合理安排，我们不仅了解了藏族文献的传统的学科分类情况，而且还能从这种分类中了解藏民族传统科学的整体状况。尽管其类分对象局限于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所藏藏文典籍，但它从理论上阐述了藏族古籍传统的分类的一些规范和原则，可以看作是对藏族古籍传统分类的总结，对于藏文典籍分编工作者的实际操作和藏学界专家学者以后进一步研究仍是可资参考的很好的分类编目信息。
1928－1930年间，中山大学的杨成志先生赴滇调查民族情况，搜集了大量彝文文献。在《地学杂志》1934年第1期发表《云南罗罗族的巫师及其经典》一文，将“独立罗罗”（凉山彝族）、“散民”（昆明东郊彝族撒梅人）、“夷教”（昆明西山区境内的彝族）三个支系的130部彝文经典分为：献祭类、祈祷类、酬愿类、做斋类、禳祓类、关于动植物各种自然物经咒、咒术技法类、婚姻和生产类、丧葬和祭祖类、农业类、火神类、雷神类、龙王类、李老君类、历史与传说类、占卜类等16大类。每一大类下列有经典名称。杨先生这一分类旨在展现彝族的精神生活——文化、思想、信仰，说明彝族的生活俱受宗教的和巫术的支配。他的分类优点是保存了本民族的思想意识，强化了以祭祀为中心的分类思想，这符合当时当地人们看重祭祀经典的实际情况。
20世纪40年代马学良先生深入云南武定、禄劝、寻甸等地彝区，调查彝族社会历史、宗教习俗等。于1947年发表《倮族的巫师“呗耄”和“天书”》一文，据所搜集的2000余册彝文经书（现分藏于北图和北大、南开等图书馆）分9大类：祭经、占卜、律历、谱牒、诗文、伦理、历史、神话、译著等。每类经书包括书籍多种，全面且简明地列举了宗教经典的类目，对非宗教典籍也列出多种类别并提示归类范围。
1981年中央民族学院彝文文献编译室邀请云、贵、川的彝族经师，共同为北京图书馆、民族文化宫和中央民族学院民族博物馆所藏的659部彝文典籍进行分类编目。他们根据书目及其内容分11类。其中历史书56部、作斋经91部、作祭经211部、指路经49部、占卜书22部、百解经70部、福禄书47部、其它类7部，并印出了《北京现存彝文书目》，为彝文古书的馆藏、使用、流通提供了参考的依据，也为彝文古籍的整理研究开启了按图索骥的门径。
上述彝文文献的分类方法，都注意到了彝文文献中宗教经典种类繁多的特点，这完全符合彝文文献实际情况。杨成志先生所列16类以及列出的经典名称，除历史与传说类之外，全都是有关宗教和巫术方面的经书。马学良先生虽然只为宗教经书列了两大类，即：祭经和占卜经，但每一大类都复分出四个小类。《北京现存彝文书目》所列的11个类目中宗教方面的类目有6个：作斋经、作祭经、指路经、占卜经、百解经、福禄经。这些分类体系说明文献的分类受分类目的和分类对象——文献本身的品种与数量等实际情况的影响和限制。从分类目的来看，杨成志先生和马学良先生对文献的分类旨在介绍彝文经书，而《北京现存彝文书目》中的分类旨在对馆藏图书的管理、流通和使用。从分类对象来看，杨成志先生是根据“独立罗罗”、“散民”、“夷教”三个支系的130部经书进行分类，马学良先生则根据禄劝、武定的2000余册经书进行分类，而《北京现存彝文书目》虽然包括了滇川黔桂四省区的文献，但其中大部分还是马先生当年从云南武定、禄劝搜集的经书。从文献分类对象的品种来看，上述分类只限于纸书，而没有包括其它文献材料，如：石刻、木牍、皮书等等。由此可见，以往的分类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在反映彝文文献各方面的特征，揭示其总体面貌，还似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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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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