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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设的眼光看，出自名牌学府的这师徒二人的学术发现，在西方现代人文学术史上绝对称得上是一段佳话。他们对西方人文学术研究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Wade-Gery称帕里为“荷马研究的达尔文”并解释说，“就像达尔文从世界和人类的创造中把上帝之手移开了一样，米尔曼·帕里也从《伊里亚特》和《奥德赛》中移走了创作诗人。”（22）这个学术发现的意义是保持敏锐的学术眼光，留意相邻学科的学术发展，才能把握住时运给予的机会，做出成就。一如陈寅恪将王国维的治学方法归结为出土资料与文献互证，异族史书与旧籍互证，外来观念与固有材料互证一样（23），帕里－洛德之所以最终令人信服地解决“荷马问题”，就是取活形态的口头文学与文献进行互证，最终取得西方古典研究的绝大突破。“荷马问题”亦从此一锤定音，为不易之论。回顾此事之时，说来容易，但当初诸说纷呈，各执一辞，要看出新出现的民俗学资料的价值，看出新资料与先前文献之间的联系，则绝对需要非凡的敏锐。从事田野调查需要的资源、组织和技术还在其次，最主要的是从古典研究圈子迈出这一步的决定、勇气和预见的眼光。
“荷马问题”的疑团最终为帕里、洛德解开。从实证的立场看，版本流传研究和文本修辞风格的分析，虽然是属于论证中的“内证”，但推论中的主观色彩依然难以避免，尤其是修辞风格的判定，往往因趣味不同而人言人殊。正因为如此当论者站在不同立场的时候，水落依然不能石出。“荷马问题”上“分辨派”和“统一派”的长期存在就说明了这一点（24）。假如帕里不是转向实地的活形态的史诗演唱研究，他的文本“内证”做得再好，研究也只是小有斩获。因为无论文本的修辞风格分析做到如何好的程度，也不能给史诗演唱的内部机制一个清楚的认识。荷马史诗尽管是口述传统的产物，但毕竟已经写定。今人只见其衣冠盛容，而不可睹其生龙活虎。作为活形态的荷马史诗，毕竟已经终结了。帕里为解决“荷马问题”而转向田野作业，把毕生最重要的学术关注给予活形态的口传史诗演唱活动，这些活形态的史诗虽然不是荷马史诗，但它们同属一类。对它们演唱机制的彻底阐明，则可以为荷马史诗所独有的属于口头传统产物的修辞风格特征，给予无可争辩的证明。至于从分析口头史诗演唱中发展起来的“口头理论”则属于更广大的学术发现。洛德在他总结性著作《故事的歌手》说出了斩钉截铁而又平凡的结论：“我们现在可以毫无疑问地说，荷马史诗的创作者是一位口头诗人。”（25）实际上他赋予了“创作”完全不同于出自书面文学传统的含义。只有深入了解由他们发展起来的关于口述传统的口头理论，才能真正明白什么是口头意义的“创作”。
注释：
①所谓“荷马问题”，简言之曰，争辩荷马史诗的作者为谁的问题。
②见李赋宁总主编《欧洲文学史》（第一卷），第一章《古希腊文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③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114页。
④见冯象：《摩西五经·前言》。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⑤希罗多德：《历史》第二卷，第53节。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34－135页。
⑥张竹明：《工作与时日 神谱·译者序》。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⑦见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一卷第一章。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8页。
⑧柏拉图：《理想国》（第2卷），见《柏拉图全集》，王晓朝译本。译者将篇名更定为《国家篇》。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二卷，第346页。
⑨柏拉图：《理想国》（第2卷），见《柏拉图全集》，王晓朝译本。译者将篇名更定为《国家篇》。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二卷，第603页。
⑩在《理想国》第10卷，柏拉图有两处将荷马与赫西俄德并论。第1处在620页，第2处637页。版本均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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