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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尔夫显然怀疑自古希腊以来关于荷马的说法，也深知自己结论本身的“革命性”。他想在既定见解与自己的发现之间保持平衡。版本和流传史的考证可以得出不容翻案的准确结论，但若谓荷马史诗不是出自一位天才诗人，则这个看法无疑像一把利刃，挫伤西方对伟大的古典传统的自尊心。例如，伍尔夫的研究发表将近百年，朗格还撰文，长篇大论重新解释荷马，批驳伍尔夫的看法。朗格说：“尽管有某些瑕疵、断裂和某些不相连的可能插入，但是荷马史诗主要地是一部，准确地说是两部伟大的诗篇。它们在文学上的地位已经奠定，它们包容一个完整世界的声音，它们充满希腊天才最初散发的魅力。荷马诗篇是希腊天才所能够完成的最早和精美绝伦的作品，它们被看作是一个总结。”（19）从朗格屡屡提到希腊天才与史诗的关连性可以推知，朗格甚至比伍尔夫还清楚伍尔夫结论潜在的挑战性。因为伍尔夫的结论不仅涉及真相问题，而且被认为有可能动摇古典传统的地位。习惯认为，行吟诗人无论如何不能与天才画上等号。
伍尔夫从版本、流传入手求解“荷马问题”解决方案的思路似乎也走到了极限，后人如果沿着同样的思路也不可能进一步发展其结论。版本和流传资料所能提供的推论空间已经为伍尔夫用尽了。双方争议的焦点无非是史诗成于多人之手还是成于一人之手。而既有的史料不可能给其中的是非作出清晰的判断。正因为这样，其后的一个多世纪，荷马问题的研究并没有明显的推进。
帕里、洛德的发现
事情到了帕里手里才有转机。帕里本来是专治荷马史诗的古典学者，他在伍尔夫结论上起步。从荷马史诗的修辞风格看，它的程式化修辞风格明显是口头作品所具有的，也就是说，荷马史诗是在行吟诗人演唱的基础上形成的。他比伍尔夫更从文本的语言修辞风格上证明了史诗与民间演唱之间的关系。帕里与伍尔夫不同的一点是二十世纪正是民俗学、人类学急速成长的时代，而帕里能够注意到这些新成长的学科所提供的有益的知识。比如，三十年代初期帕里读到德裔俄国民族志学家拉德洛夫（Vasilii Radlov 1837－1918）一系列关于突厥与中亚民间文学的民族志报告和研究著作，对他决心从田野调查入手将民间活形态的口头史诗与荷马史诗互证产生决定性的影响（20）。这些来自田野作业的第一手资料，如拉德洛夫的《北方突厥部族民间文学考》对民间艺人口头诗歌演唱的生动记录，以及将之与荷马史诗相提并论，对帕里开始新的治学之途有着重要的启示。从1933年到1935年，帕里带着当时年轻的助手洛德离开哈佛远赴前南斯拉夫地区，对当时尚以活形态存在的史诗演唱进行声学录音，观摩并采访史诗的演唱者。两人的田野作业亲历了一个尚且活着的民间口头传统，从纯文献到田野作业的跨越，使他们经历了案头学者不可能有的激动人心的过程。对于帕里和洛德的工作，从事蒙古口头史诗研究的中国学者朝戈金有简要的描述：“帕里以1933年夏天的一次短期的实地勘查拉开了整个计划的序幕。然后，从1934年6月到次年9月，帕里和他的学生、助手兼合作者洛德进入了纵深的搜集阶段。在这16个月间，他们以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为基地，墨点扩散式地逐步扩大考察范围：马其顿（Macedonia）、新帕扎尔（Novi Pazar）、比热罗波勒若（Bijelo Polje）、库拉辛（Kolasin）、加斯库（Gacko）、斯托拉奇（Stolac）和比哈奇（Bihac）是他们格外关注的地区。”“在搜集程序上，他们以最出色的歌手为重心。将这些口头史诗传统的才华最为出众的传承者作为对象，这是对该口头传统的典型形态进行完整观察的保证。例如对歌手阿夫多的调查，就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1935年时，身为文盲的阿夫多在其表演曲目单上储存了有58首史诗，其中两首较长的分别有12323诗行和13331诗行，它们各自的篇幅都与《奥德赛》的长度相仿。阿夫多的演唱，当时就得到了精心的记录。还不止于此，与我们现在还往往使用的‘一过性’调查和记录不同的是，他们不仅记录了同一歌手的数量可观且互不重复的歌，还记录了大量来自同一歌手或不同歌手的同一首歌的不同版本或不同演唱。对歌手佐季奇（Demail Zogic)的同一首歌的三个演唱(1934演唱录音、1934口述记录、1951演唱录音）版本的比较；或是对阿夫多著名的《斯麦拉季奇·梅霍的婚礼》在1935年和1951年的两次演唱版本差异的比较，以及其他类似的做法，为史诗的田野作业树立了范例。”（21）应当说明的是，帕里英年早逝，洛德继承了先师的未竟之业，并且有所发扬和光大。他们当年和其后洛德在南斯拉夫地区的口传史诗的演唱录音、行吟诗人的采访录、演唱的文字记录本等，被辟为“帕里口头文学特藏”（the Parry Collection of Oral Literature）存于哈佛大学威德纳（Widener Library）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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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尹虎彬空间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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