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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我们才可以说，民间文学就是主体先验地、交互地、普遍地、自律地自我立法的必然性信仰的内在意向性的“纯粹体裁性”的叙事形式及其相关的叙事内容，即人与人(作为我们的我与你)的道德人格之间自由、平等地互信互爱的情感实践的审美游戏，因为，除了必然性信仰的内在意向性形式的“纯粹体裁性”叙事形式，再没有什么理由能够解释民间文学的无条件条件的自由本质了。任何功利性、实用性的理由可以解释民间文学题材的或然性叙事内容，也可以解释民间文学诸体裁的任意性信仰或非信仰形式;但是，都不足以解释民间文学体裁性的必然性信仰-叙事形式。因为，没有任何人能够在主观上实然地强迫其他人自愿地加入到我与你即我们共在的合法则性、合目的性的民间文学的自由游戏当中;但是，即便没有人在主观上自愿地加入到民间文学的自由游戏当中，民间文学自由游戏的应然性原则在客观上仍然是必然地存在的。即，惟当每一个人不仅把自己视为目的，同时也把他人视为目的，不仅把他人视为实现自己的目的的手段，同时也把自己视为实现他人的目的的手段，亦即，同时视自己和他人互为手段和目的(自由的形式意志以自由的意志形式自身为目的，也就是每个人的自由意志交互地以每个人的意志自由为目的)的那一时刻，作为道德-审美的自由游戏的民间文学的任何或然性经验性意向性内容和外在性任意性意向性形式，在符合内在性必然性信仰的自律性意向性形式的原则条件下，[56]才必然可能(不是或然现实)地发生——回到上文所言“尚未完成的实践性理论课题”，在完成了对民间文学的“纯粹体裁形式”或“纯粹体裁性”的必然性信仰的内在性意向性形式及其意向性内容的先验还原之后，我们也就认识到了：只有把民间文学的母题类型学与功能形态学置诸“纯粹体裁性”的“纯粹体裁形式”的体裁学即先验实践分类学的理论视野中，“母题”“类型”“功能”“形态”等概念才有望从理论地直观民间文学“现成对象”的经验性概念，转换成为实践地认识民间文学“存在方式”的先验概念[57]——否则民间文学就会因其经验性意向性内容和外在性意向性形式与先验的内在性意向性形式与意向性内容的相互冲突而自行瓦解，而这也就是民间文学的无条件条件，借用康德的话说就是，民间文学必然可能(应然，不是实然)地发生与存在的理性原因或自由起源。
这样，在经历了一番对民间文学“存在方式”的先验条件的还原认识之后，中国民间文学界关于民间文学体裁或文类的内在性、必然性信仰意向性形式及其相关性对象的实践认识，就重新回到了由格林兄弟开创(但尚未完成)的“文本实践”[58]研究的实践研究传统，且在理论研究和个案研究两个方面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这就为先生一贯提倡的民间文学作为一门“文以载道”的人文学科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完善性)——《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的写作目的就是为了证成民间文学作为一门“继承文以载道的传统，建构和发扬中国民间文艺学的诗学特点”[59]的独立、完善(完整)的人文学科——进一步奠定了形而上学的学理基础，即民间文学不仅仅是“言”(先生称之为“意识形态”[60])，同时也是不同于经验性“语境中的民俗”的先验民俗语镜下“以言行事”的民间文学信仰-叙事的“纯粹体裁性”实践形式，以此，从类型学研究，到形态学研究，再到体裁学研究——惟有建立在先验实践分类学基础上的民间文学体裁学才能够不仅涵括了民间文学的经验性叙事内容(题材)，也涵括了先验的或然性信仰和非信仰形式(诸体裁)，更涵括了先验的必然性信仰形式(体裁性)，即“不把整体分成部分”[61]的真正的整体性(先验实践形式加经验性内容的整体性，而不是先验理论形式加经验性内容的整体性)研究——民间文学就将自身锻造成了一门不再依傍于旁人(如果你不想依傍于旁人，你自己就必须独立地拥有自我立法的动力学实践能力以及由此而生成的整体性认识能力)——既不依傍于历史学式的母题类型传承研究[62]，也不借道于人类学式的功能形态研究[63]——而是拥有自身独立、完整(完善)的先验(实践)目的论和先验(认识)方法论[64]即先验语镜的生活视界(并非经验性语境的生活世界)[65]的实践科学，从而不再仅仅是为现代民族国家做文化正当性证明的向后看(传统)，也不再仅仅是为现代阶级革命做政治合法性证明的向下看(现实)的经验性认识论学问，而就是为现代民主社会做日常生活合理性(通过民间文学体裁性信仰叙事的“理所当然”而)阐明的向前看(理想)的先验实践论的无用却有大用的学问。
目的王国是一个实践观念，它所要阐明的是，实际上不是真有，但通过我们的行为却可能成真的并与这一实践观念相一致的东西。[66]
在为先生《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第一版写的评论《中国民间文学的西西弗斯》中，我曾经讲到：“先生对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相互区分的立场是值得同情的，我将通过阐明自己的看法给予先生的立场以支持。”[67]自那时以来，学界同人们包括先生的学生在努力证成民间文学是一门独立、完整且完善的实践科学的自由道路上，又赢得了些微进展，借此“补注”的机缘，特向先生汇报如上。
在民间文学背后，不再树立着一面基础性的文化“墙壁”(背景、语境)，以及文化墙壁背后的更具基础性的生活墙壁，甚至墙壁背后的墙壁的墙壁……民间文学自己就是墙壁本身，就是生活世界的实践形式自身。在作为生活形式的民间文学这块墙壁面前，我们不必再追问：墙壁背后以及墙壁背后的背后……还有什么文化?那是什么生活?现在，学术的铁锹已经碰上了坚硬如岩石般的墙壁，我们的学术铁锹已经卷刃了，我们由此知道，我们重又抵达了一个学科赖以独立生存的、可以[现象学地]直观的真正的科学基地。[68]
注释：
[1]刘锡诚：《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下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4年，，第896—903页。
[2][美]汤普森：《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郑海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
[3] 汤普森“编母题索引的目的就是‘把构成传统叙事文学的成分都编排在一个单一的逻辑分类体系之中’”。户晓辉《内容与形式：再读汤普森和普罗普——“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对吕微自我批评的阅读笔记》，《民间文化论坛》2007年第1期，第12页。“汤普森自己把这个索引和分类比做一个大图书馆里的书籍。”同上引文，第12页。“汤普森把自己的母题分类比做图书馆里的书籍分类这一说法里已经可以自明地看出：他的母题分类的确是不管具体内容的纯粹形式分类。”同上引文，第15页(比较：“我们从汤普森把自己的母题分类比做图书馆里的书籍分类这一说法里已经可以自明地看出：他的母题分类的确是想从纯粹形式上对民间叙事的存在方式做出描述。”户晓辉《返回爱与自由的生活世界——纯粹民间文学关键词的哲学阐释》，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60页)。“母题索引的分类系统。”同上引文，第15页。“母题分类体系。”同上引文，第15页。“AT分类。”同上引文，第16页。“汤普森把前人研究和收集的各种资料以及各种叙事体裁都尽量纳入自己的母题分类的动机和做法。”同上引文，第12页。“我们应该严格地把纯粹形式化的‘母题’概念限制在汤普森的母题分类体系里，换言之，只有在汤普森的母题分类体系里‘母题’才称成为‘脱语境’的纯粹重复的形式，出了这个体系，它们就可能被语境化或者被赋予内容，从而成为形式和内容的统一体。”同上引文，第15页。“绝大多数母题分为三类。”户晓辉《返回爱与自由的生活世界——纯粹民间文学关键词的哲学阐释》，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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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陈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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