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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比诺提出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装备(Equipment)。“装备”一词来源于希腊语的Paraskeue，在当时的语境中，作为一个技术性术语，它指一种应对形式和影响尚未确定但必须面对的事件的能力。这一术语在词源学上同时具有装备(equip)和准备(prepare)的含义，长时间以来被用于指示军事和信仰活动。福柯在法兰西学院系列讲座关于paraskeue的讨论中，提出了下面的问题：“主体如何才能依照他所应当的那样去行动，不仅仅因为他知道真理，而是由于他那样说，那样实践、那样执行(exercise)?”[16](318)这里的执行不是与法律有关的实践，而是关于生命中不可预知的实践。这种执行在声明的事件中发挥作用并提供了paraskeue。装备作为一个术语(词语+概念+所指)，在拉比诺看来并没有明确的定义。这种变化性也反映出它的灵活性和丰富内涵。抽象的角度定义，装备是一组“真理主张、影响及道德取向”设计并组合为实践，以应对特定的问题和目标。[16](318)在这个意义上，装备针对不断变化着的状况，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形态。这样一来，拉比诺就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人类学实践的逻辑。人类学学者的活动是要对其研究不断施加影响的，而不仅仅是记录周边环境对自身的影响。在拉比诺的参与观察中，“参与”本身是目的，而不是单纯的手段。
将装备转化为装备平台(equipmental platforms)是拉比诺等人的中心任务之一。装备平台被设计为在广泛的问题领域发挥普遍作用。当装备确认基本组成部分给出特定问题时，平台会根据这些问题的实际工作对实践进行区分，同时作为这些实际工作组织的基础为其服务。装备平台区分并组织过的实践活动与被装备制定的对象、估量及目标相关。为将装备平台投入使用，由一般化转向特殊化，装备平台必须根据特定情况量身定做。
在实践操作方面，拉比诺试图根据21世纪社会科学及人文领域的现状，对现有的大学学科组织进行诊断，调整并寻求创新以适应时代变革。人类学当代研究合作实验室(The Anthropology of the Contemporary Research Collaboratory)是拉比诺与Stephen Collier、Andrew Lakoff等人成立的研究机构，其宗旨是为人文社科甚至科学研究建立更完善的基础结构、合作框架及实践路线。他强调更深层次的合作(collaboration)，而不仅仅是协同(cooperation)。传统的协同方式建立在“以特定问题及研究对象划分的任务之上，伴随着偶尔的交换”，而新的合作模式与之相比在相互依赖及对研究问题的共享之上达成。[17](143)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拉比诺制定了人类学教学科研方法的调整方针，例如将研究生研讨会的侧重点从个人项目转移到共同问题上来;对传统人类学参与观察方法进行调整，在不忽视观察的基础上更强调参与;将网络平台作为实验场来提高合作水平;等等。
以上结合“问题化”和“装备”等概念探讨了拉比诺当代人类学的观点。与此相对，传统民族志文本生产的过程是，人类学家在特定的时间地点对研究客体记录观察，在此基础上进行阐释。这一过程仿佛生物学家将所要的对象放到显微镜下的切片中进行观察。在某种程度上，研究对象是超越时空存在的，是封闭而独立的世界。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人类学家将所研究的对象亲手抽离于周边环境，却掩耳盗铃般地否认自身的存在，以证明样本的纯粹性。如果从目的论的角度讲，民族志的价值在于通过文本的书写增强对异文化的理解，在此基础上制定某种行动方案。与此不同的是，拉比诺更倾向于在田野工作的过程当中将不断“完善”的方案付诸实践。人类学家不仅仅是在玩拼图游戏，他们自己就是其中的一块拼图。
这就涉及人类学研究手段与目的的问题。后现代的反思让科学民族志追求客观事实的目的化作泡影，同时构筑于其上的人类学实践也因此失去了根基。在这种情况下，拉比诺试图寻找逻辑的转换，在实践中捕捉已经碎片化的“目的”。这可能也是拉比诺的田野工作多数是在实验室与生物公司中完成的原因。科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具有目的性的，而传统民族志多数记录的是文化生活。生活是否具有明确的目的性，这恐怕是一个难解的哲学问题。如果按照拉比诺的逻辑，与其追求一种确定性带来的满足，不如在实践的无限可能性中随遇而安。
三、结论与思考
传统的人类学研究方式是概念思考与田野工作相结合，其最终的产品是民族志文本。从这一角度看民族志似乎永远是人类学工作“之后”的产物。人类学家试图将具体的事实抽象化为普遍的真理，为“之后”的实践提供指导。而所谓的“参与观察”，是希望通过调查者对自身认同的转化，化身为当地人，在尽量不对研究对象造成干扰的前提下获取“客观”的材料。相比而言，拉比诺提供了新的视角，他更关注当下的问题。关注当下的意义何在?正如上文所提到的，我们要面对许多影响尚未确定但必须面对的事件，如果等待具体事实抽象为普遍真理，人类学似乎更像是一种针对特定群体的思想史研究，更何况对普遍真理是否存在的探讨也超出了人类学研究的范围。拉比诺这一人类学进路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有其自身的源头活水，无论是格尔茨、福柯还是杜威都对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尽管遵循实用主义的传统，我们不应该事先对拉比诺的研究模式做价值判断，但在笔者看来，拉比诺在实践与理论方面依旧面对极大的挑战。首先，拉比诺当下人类学的实践集中在其对合成生物学领域的实验室研究。面对具有高度合作意识和反思能力的科学精英，拉比诺得以在合作试验(collaborate)的框架下开展人类学工作。但如何将实验室研究延伸到更广阔的社会实践中，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其次，在这种当下模式的合作实验中，如果人类学自身没有明确的定位，是否会在实践中简单地降格为科学研究的道德评估机构?最后，即便对所研究的对象做出道德评估，在反思人类学对已有的价值体系进行冲击之后，如何划定新的坐标使评估成为可能，也要打上一个问号。当然，即便经历了二十多年在生物科学领域的参与研究，拉比诺及其主持下的ARC(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on the Contemporary)仍旧处在探索阶段，其价值及影响仍须在更多的实践中被检验。
拉比诺的著作在国内译介的比较少，对其学术思想的梳理也不多见，这与他从事人类学研究的跳跃性和颠覆性有关。我们很难像对待马林诺夫斯基或格尔茨那样，将拉比诺归入某个学派。事实上，在美国的人类学学科共同体中，拉比诺也处在边缘的地位。他将自己的角色定义为“左派的格尔茨主义”(leftist Geertzian)，这一方面意味着他对殖民主义、资本主义的反对，另一方面又因为其格尔茨式的阐释主义倾向受到正统左派人类学家的排斥。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边缘性也意味着开放性。作为一个人类学者，只有从自身构筑的“意义之网”中解脱出来，通过不断的反思来更新观念，才能实现主体间更平等的对话。
从遥远的摩洛哥到生物工程实验室，从田野工作的反思到当下人类学的摸索，拉比诺以极大的勇气在未知地带探索，然而始终不变的是对人性自由和文化多样性中蕴含的道德尊严的维护，对将知识生产与当下现实问题相结合的实践。联系到当下中国的理论和社会实践，缺乏概念的创新往往使我们在描述和评估某种现象时处于“失语”状态，我们似乎恰恰需要一种拉比诺式的当下(contemporary)社会理论。然而无论概念如何翻新，多种声部并存才是一个学科充满健康活力、能够良好自我审视的标志。这也是拉比诺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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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于《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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