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种关于理性讨论的人类学范式延续了马克斯•韦伯、福柯等人社会及历史取向的分析模式，以及法国科学哲学家康吉莱姆(Georges Canguilhem)关于科学史的探索。从社会角度对科学进行研究可以看做是跨学科领域的一个分支。早期的社会建构论者或多或少将其统合在对传统科学研究方式的批判上。托马斯•库恩、布鲁诺•拉图尔等人从不同角度对地方科学实践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使科学、理性、真理、社会等抽象名词“小写化”。所谓“小写化”也可以理解为多元化，即强调知识的地方性和真理的不确定性。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者看来，科学发现及实验结果与其说是自然世界特征的反应，不如被理解为社会的构建物[6];“社会”问题、“科学/技术”的研究对象并不是独一无二的;所谓知识的真实性，不过是人为的产物，是科学共同体为争夺话语空间达成的某种共识。尽管从事相关研究的大多不是专业的人类学家，然而人类学的方法还是被广泛运用到其中，例如参与观察常常伴随着分析性的怀疑态度。如果传统人类学工作是将异域文化“日常化”，使其变得可以理解，那么科学的社会研究则是将西方传统意义上的科学理性“陌生化”，通过关注实验室活动来解释科学的抽象性如何被地方实践生产出来的。

　　《PCR传奇》是拉比诺在西特斯生物技术公司参与观察和思考的结果。通过对PCR(聚合酶链)技术“发明”过程中多位重要人物的采访，拉比诺展示了科学技术社区内部的合作与纷争，通过实例反思了自莫顿以来对科学规范的定义，揭示社会、经济、政治、人性等多重因素在科学理性构建中的关键作用。拉比诺的实验室研究是“将西方人类学化”(Anthropologize the west)的一种尝试，将人们习以为常的晚期现代性文化变得陌生及充满异域风情，以此来揭示“现实”被科学技术实体构建的历史性及权力关系。与远赴摩洛哥寻找田野点和报道人不同的是，拉比诺将自身融入加州的生物科学公司。他的报道人是受过高等教育、具有很强思辨能力和批判意识的知识精英，他对报道人的采访也是对话性的，而不是高高在上地攫取信息，所谈内容涉及人类学、道德观及生物技术问题。与传统人类学相比，人类学家与当地人，作者与研究对象，批评者与参与者，阐释人与报道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模糊。通过“异域化”了的所谓理性的西方，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知识与真理的建构过程。[7]

　　同样，French DNA一书中，拉比诺描述了法国基因组实验Centre d'Etudes du Polymorphisme Humain(CEPH)与一家美国生物技术公司的合作与斗争关系。公众支持(无偿提供个人信息、DNA样本等)的基因项目被卷入了来自美国的风险资本的利益追逐之中，由此掀起了民众广泛的不安，以及关于本质价值、崇高性、爱国主义、伦理界限、身体意义的讨论，深刻揭示了基因技术发展带来的资本、科技、文化关系重组的不确定性。[8]

　　A Machine to Make a Future是PCR一书的后续，时间从1990年前后推移到21世纪，拉比诺和他的学生Dan-Cohen合作。他们通过参与观察对医学生物公司Celer Diagnostics一系列科学准则的生成及商业原则进行了解读。

　　从与多位科学家的访谈得知，该公司采取了一套与人类基因图谱工程不尽相同的方法，在研究中仅关注包含有用基因的DNA序列变化。与此同时，该公司启动了一项野心勃勃的计划，试图改变39个人和一只黑猩猩的基因组序列。拉比诺以此为例，展示了当今的生物科技公司如何通过创造高技术的机器及人工制品来制造人们的未来需求。[9]在对科学理性进行福柯式剖析的同时，拉比诺不忘探索新的民族志形式。在他对报道人进行访谈的同时，助手Talia Dan-Cohen充当了另外的观察者角色，从而实现了“对观察者的观察进行观察”(to observe the observer observing)之目的。拉比诺试图以这种零度写作(degree zero writing)的方式，为读者提供更广阔的参与空间。

　　总之，拉比诺对高科技社区的研究不仅从理论上对现代社会知识与权力合谋、挤压人性自由空间做出了反思，同时在实践中将商业资本侵蚀科学知识生产以及生物安全问题引入了人类学的视野。其工作立足现实，注重反思，体现了很强的社会责任感。

　　二、当代的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the contemporary)

　　与格尔茨极为个人化的治学态度不同，拉比诺有着很强的社会参与意识。一直以来从事实验室研究、与尖端科技打交道的他，深知互联网、生物技术等现代科技的发展在当今人类社会产生的新问题。同时，以文化作为核心的人类学研究范式，在后现代语境中何去何从，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拉比诺在人类学学科的本体论架构及实践方式的探索上都做出了努力。

　　在与日新月异的生物科学对话的过程中，拉比诺发现传统人类学的文化观点及田野工作在面对一些新的问题时显得力不从心。通过《今日人类》(Anthropos Today)一书，他试图寻找并提供一套研究当代理性形式观念转化的工具。与传统人类学研究旨趣不同，拉比诺的工作“并不关注任何当前意义上的文化概念(总体意义、有秩序的符号领域、多样性的惯习、对抗的认同等等)”，也“不是那种在乡村地点进行的田野工作”，而是寻找“一种适宜当下变化中实践的研究框架”[10](6)。由此，当下的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the contemporary)应运而生。

　　拉比诺等人试图将“当下”(contemporary)转化为一种观念和一种研究方式，将“当下”从概念维度转变为可实际操作的某种东西。事实上，关于当下的理论，或是与这一术语相关的实质内容并不存在。其指称对象与其说是当下这一概念本身，不如说是这一概念采用的某种形式(mode)。在当下形式之上进行操作，并不是要创立一个学派思想或关于世界观的一系列系统性的论述。它是为了促生一种现象和关系，与不同类型的问题和概念的相互作用产生联系。

　　当下这一概念的形成深受福柯和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等人的影响。福柯将康德的《实用人类学》视为他三大批判在实践领域的折射。正如拉比诺认为，“康德将把道德共同体视为思想开端的实践视角与把公民社会看作合法主体集合的司法视角和将人看作‘世界公民’具体的普遍性的实用主义视角区别开来”[3](355)。拉比诺从福柯的几次演讲中抽出其中关于人类学重要性的论述，其中一篇覆盖了前批判和后批判时期，另一篇涉及自然地理学，关于作为自然和作为人类的世界。其重点在于实用主义的视角是关于世界政治(cosmopolitical)，而不是宇宙论(cosmological)的，这就是说，关于什么是“人”的问题不能仅仅做超验的回答，而是要在实践的关系中回答。人因其所作所为而被定义。“康德将这一领域称作gebrauch，福柯翻译为usage，而我们今天可以把它叫做实践。实践占据了与自我、他者及事物实际关系的领域。这些关系在内容上是单一的，但在形式上是普遍的。”[3](355)当然，康德更多的是从实践理性的范畴探讨实践的，用以区别理论理性。理论理性关注的是人的思维，探寻思维的普遍法则;实践理性研究的则是人的意志，什么是意志的普遍规定。而实用主义哲学主张让实践概念回归现实生活，从具体的经验情境出发，通过实践或行动来解释知识和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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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陈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