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建峰]北欧萨米族与云南傈僳族交流成因分析 · 中国民俗学网-中国民俗学会

过去，萨米文化受到歧视、压抑、扼杀。萨米人所在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旨在消灭萨米文化的政策，如禁止萨米儿童在学校里讲自己民族的语言，规定所有的萨米族学生必须住在专门的寄宿学校，避免他们使用萨米语言与父母亲人交流；派兵进驻萨米聚居地，向当地征收税款并强制施行旨在消灭萨米人文化特征的新法律，以此胁迫萨米人认同、归附、顺服所在国文化；强迫萨米人放弃自己的原始宗教信仰，烧毁萨米人的宗教圣物，甚至还烧死了一些萨米的宗教领袖，在萨米人的领地上建起了许多教堂，强迫萨米人改信基督教；禁止萨米人唱讲述他们起源、传说的民歌；在瑞典，萨米人不能享有和其他瑞典国民平等的权利及工作机会。所有这一切不平等的文化侵略措施，最后的结果就是文化消失：终于有许多萨米人在高压强制下不再讲本民族的语言，也不再遵循本民族古老的传统，他们被冠以基督教的名字，取代了原有的萨米名字，萨米人的权利所剩无几，并逐渐被逐出了自己的国土。20世纪初，萨米人开始联合起来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并于1904年建立了自己的第一个组织。1956年，挪威、瑞典、芬兰的萨米人组成了“北欧萨米委员会”，旨在为萨米人争取公正的待遇。挪威于1989年创立了第一个议会，接着是瑞典（1993年），然后是芬兰（1996年），而俄国的萨米人至今没有自己的议会负责讨论面临的种种问题及解决办法。而今，萨米人的各个组织已经为现代各国的萨米人争取了在本国的完整的公民权利。如挪威有6个城市被确定为可以使用挪威和萨米两种语言；萨米人集中的拉普兰地区的一些学校和大学开设了关于萨米人生活的课程，学生可以选修渔业、驯鹿饲养、萨米手工艺、萨米文化等其他课程；作家可以用萨米语来进行书写。这样，萨米文化得到复苏，有的萨米儿童除了学习所在国家的语言，还专门学习萨米语言，在拉普兰的一些镇子上还设立了专门面向萨米人的高中；政府拨专款给萨米人的文化事业，组织用萨米语播出广播电视节目、无线电节目并建立萨米网站，如瑞典的新闻播报节目就有萨米语和瑞典语两种，萨米人的教育事业得到较快的发展，传统文化得到恢复、保存；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和权利，许多萨米人得以进入大城市和所在国公民一起工作、上学、驾驶汽车、使用现代化设备等等。和当今的傈僳族一样，大都市中的萨米人有着现代的生活方式，但他们依然遵循着古老的萨米传统，与他们的故乡——拉普兰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相比之下，傈僳族文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并没有得到及时的挖掘与保护，傈僳族的生活水平低下，为躲避战争或者因为战争，他们不得不迁徙至山高险峻之地居住，生活极其困苦，有时还必须为其他族群利益争斗充当炮灰，无人生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傈僳族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保护和发展傈僳族文化，如高考时傈僳族学生可以以低于汉族学生一定分数线的成绩进入大学学习各种技能和文化；国家政治体系中特定职务任职者傈僳族的民族身份占一定比例；各傈僳族地区文化机构专门下拨经费致力于傈僳族民间文学、口承文化的整理和研究；政府针对傈僳族贫困地区实际情况，及时争取政策和资金帮助傈僳族群众脱贫致富，改变落后的习俗和观念，转变产业结构，发展生产，科技致富，积极发展傈僳族旅游业等。全球化的发展机遇使得北欧萨米族和云南的傈僳族能够在国际交流的大环境中进行有效的文化交流、思想交流，取长补短，互相学习，这种交流活动对于发展傈僳族经济和文化，建设和谐家园与美好社会必将产生重大的意义，这是我们应该充分肯定的。但是，中国毕竟是一个大国，少数民族众多，居住分散，自然环境各有差异，发展程度也不一致，一味地照搬、照抄国外有关少数民族政策和措施也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少数民族众多的大国，“不同种族共同体、语言集体、宗教群体和生活方式之间的平等共存，不能以社会的零散化为代价”［3］，对外来的文化我们只能是鉴别、挑选、为我所用，如此才能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长治久安，才能确实建立起一个和谐发展的边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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