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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慧]德德玛──国家背景下的少数民族歌唱家①
  作者:姚慧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3-04-11 | 点击数:12247
 

  五、她的遗憾因谁而起

  在重大政治事件面前,个人的力量往往显得那么渺小。处于国家背景下的每个人,都无一不被政治运动及国家话语所带来的、对其一生产生重大影响的现实所左右。尤其在20世纪50、60年代政治运动频频发生的中国,谁也无法确切地说出政治运动带给中国的影响究竟有多大,谁也无法估量政治运动对当时每一个中国人的灵魂造成了怎样无法弥补的创伤。在这一次次的政治运动背后,影响中国及中国人命运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国家话语。所谓“话语”,实际上指的是一些非“实在”而有价值倾向性和权力支配性的说辞,它有“建构”知识和现实的能力。(黄兴涛2007:152)据此,可以将国家话语推之为表达国家意图和策略的一些非“实在”而有价值倾向性和权力支配性的说辞,它们大都出自国家领导人和国家权威机构的笔下。由于国家话语所具有的价值倾向性、权力支配性和它所具有的“建构”知识和现实的能力。因此,这些说辞产生后必然会给人们造成多方面的理解,并且会赋予它多重含混的意义,在重重叠叠的言说实践中,又体现出了复杂的社会权力关系和让人意想不到的历史内涵和政治后果,(黄兴涛2007:152)以及各种犬牙交错的关系对个人命运所造成的重大影响。20世纪60年代中国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国家话语主宰个人命运的典型。

  文革十年间,林彪“四人帮”曾极力使音乐成为“文化大革命”政治的附庸,成为他们篡党夺权的工具。(李焕之1997:53)同时,文艺领域成为了“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突破口。

  毛泽东在其《讲话》中曾指出:

  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并且指出“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邱明正、蒯大申2004:822、823)

  建国初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在文艺界引伸,文化大革命更将此提法引向了极端。其中,毛泽东的讲话、《五一六通知》、当时国家领导人以及在特定时期能够控制中国政权的个人(包括江青、林彪等人)的言辞都成为了当时国家话语的体现,它们传达着国家的主流意识。不管其正确与否,在这些话语背后所体现出的价值倾向性和权力支配性却造成了中国20世纪50、60年代的混乱现实,并且最终酿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后果。在那个特定时期,一切文艺作品不管其题材、主题、体裁、样式、形式、风格如何,都以表现鲜明强烈的政治内容为准绳来衡量作品的成败得失,都一律打上了阶级斗争的烙印。因此,拨开罩在文艺作品脸上的面纱,展示给我们的却是国家话语对整个中国和中国人个人命运所造成的不可估量的影响。

  不同时代对政治与文艺、政治与音乐的关系阐释不同,不同时代赋予了音乐不同的政治职能,尤其在中国更是将这一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因此,音乐与政治的关系不但体现在具体的音乐作品中,也体现在音乐主体——创作者和表演者等音乐人身上。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国音乐学院完全陷入了混乱状态,马可院长被当作黑帮抓了起来。在中国音乐学院各个系、各个班闹革命、打、砸、抢时,18岁的德德玛也成为了其中一员,具有了典型文革时代的特殊身份——红卫兵,他们在中国音乐学院的校园里批斗成风,系主任、各位老师都成为了他们批斗的对象。德德玛的班主任赵淑英[⑥]被少数民族同学认为是最好的老师,他们把她看作是自己的妈妈。刚开始,他们并没有产生批斗她的想法,可是其他系的同学开始煽动他们:

  “你们为什么不斗?她是马可的下属,马可就是资本主义当权派,她是办公室主任,她肯定也是和马可搞资本主义的,搞反对社会主义这样的坏事,你们为什么不划清界限?”

  在这样的反复煽动下,我们无可奈何,写了一张大字报,那是我们历史上第一张、也是最后一张大字报。大字报贴完后让赵淑英念,她眼睛不好带着厚厚的眼镜,念完后,我们就喊“打倒赵淑英,打倒赵淑英,打倒马可,打倒关鹤童副院长。”之后问她:“马可是不是资本主义当权派?”赵淑英说:“肯定是!”由于我们当时对汉语的理解还存在障碍,不明白“肯定是”这三个字所代表的含义,我们认为程度不够,只有回答“就是”,程度才是最强烈的。由于语言上的障碍使赵淑英老师迷惑不解,也使她经历了来自这群称自己为妈妈的学生的批斗。在此之后,我再没有看见她,也不知道她的去向。

  之后就开始打、砸、抢,什刹海附近的社区,也就是当时的街道居委会鼓动我们,说那儿有国民党,也有曾经是国民党的。当时我们还年轻,也不去调查,在不明是非的情况下,在语录歌、早请示晚汇报歌曲的鼓动下,就去打人、抄家,玻璃的东西全摔碎,把别人的头发剃得乱七八糟,再打上几个耳光,类似的事情,我们做了很多。不管认识与否,也不管他们私人之间有什么恩怨、仇恨,只要有人来煽动,我们就不经过调查研究,穿着当时军训时的军装,威风凛凛地去砸一顿,打一顿。由于少数民族同学的家庭成分都不存在问题,于是也就更肆无忌惮。后来我终于觉悟,离开了学校。就是这样的抄家行为,使中国音乐学院的老师看见民族班的同学就跑,当时认为民族班的学生最厉害,见人就打,这种名声已经传出去了,以至于直到现在,中国音乐学院一些资历老的教师对我的印象仍然特别不好。事实上,我们当年没有打过任何一位中国音乐学院的老师,打的却是什刹海附近的居民。[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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