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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的边界、移动与抉择
汉帝国将领设下鸿门宴一次伏杀八百多羌人豪酋，魏晋时一个鲜卑贵族自称“黄帝子孙”或“炎帝之裔”，匈奴呼韩邪单于对汉称臣并将其部落南移至长城边；我们应如何描述、理解这些历史事件?史家或指出事肇因于羌人叛服无常，或称此显示鲜卑之汉化，或称汉帝国终于赢得与游牧帝国间的战争。在另一种历史观点下，历史学者指出汉帝国对羌人的残酷与霸道，说明鲜卑以一外族建立统治中国的征服王朝，或称南降的匈奴只是换个策略来掠取汉帝国的资源。这些多少只是读史者各据立场，各据其认同，对事件表相的描述与批评。这样的描述、解释、批评所构成的历史记忆，再度强化各种认同“边界”。
因此种种“边界”不只是存在于被研究者之间，也存在于书写者、研究者之间。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学者，如欧美汉学家与中国学者，对同一历史与社会文化现象有不同的描述与理解。对同一社会文化现象，不同学科学者间也存在着明显的认知“边界”。我们可以用凹凸镜来作一比喻。我们所见的文本与表征，皆如一个凹凸镜面上所呈现有些扭曲的“表相”，我们永远无法全然了解镜下被观察的物体，也就是“本相”。这凹凸镜，便是我们的社会文化、知识训练背景所造成的认知偏见，一种扭曲物体本相的镜片。研究汉代北亚各种游牧人群，学者所根据的基本史料——汉魏晋时的几部中国正史——也是如此，它们也是凹凸镜面上的表相；此凹凸镜，同样的，便是汉晋华夏史家的社会文化认同与其知识背景。如此，由汉代史家到今之研究者，大家都带着凹凸镜来观察一个本相，其所见、所描述永远只是镜面所见的“表相”，那么我们如何可能了解事实本相?
在本书中，以及在我其他著作中，我所尝试的一个方法便是“移动”——移动这个凹凸境，突破各个学科的边界，从不同的学科角度观察镜面上表相的变化，如此我们或能对镜下的物体本相有多一点的了解，同时我们也可以对此“凹凸镜”的性质有些了解②。对汉晋中国史料亦然。汉晋中国史料之珍贵在于，它们描述了三种游牧人群与华夏帝国的互动。也就是说，若游牧经济及游牧人群与汉帝国间的互动是一本相，我们可将汉晋史家所描述的匈奴、西羌、乌桓与鲜卑，以及他们与汉帝国间发生的事件，都当作是镜面上的“表相”；比较史籍对这些游牧人群不同的描述，分析他们为何与汉帝国间有不同的互动模式、发生不同的事件，便像是左右移动着凹凸镜片，由镜面变化来观察、了解下面的“本相”。通过如此以及其他方法，我所强调的反思性研究也便是：希望借着对情境、结构与人在其间的情感、意图与行动抉择的了解，创造对我们所处“隋境”有反思力因而有“抉择”能力的知识人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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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左传》僖公十年。
②这自然是指我们自身的社会文化与学科偏见，如人类学家的田野方法，中国读史、写史者心目中的正史与方志，一般人认知中的历史与神话，等等。接受这些概念.对它们的本质毫无所知，人们便不知不觉的戴上凹凸镜来认识其所观察的世界。
③此处我所称的情境，对个人而言也是其处境(positionality)，也是历史与社会现实的交汇点。
（赵秀华扫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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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经济史论坛 2009-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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