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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体性：母题理论的学科意义
融汇中西神话研究方法的母题理论是一种对于口头传承具有独特意义的研究方式，它针对神话本身的特性，围绕“母题”这一逻辑起点，广泛汲取文学、人类学、民俗学和语言学诸学科的学术活力，探索神话学学科本体的方法论。传统研究或者缺失理论观照，或者不过借用其他学科的理论而已，或者简单地套用文艺学的术语和理论，“一些基本概念、命题和范畴，大多是借用一般文学发展的规律和理论，用此来规范作为特殊文化现象的民间文学，势必走上形而上学的死胡同”，[8]从十八世纪的比较语言学对比较神话学的影响，一直到二十世纪末期人类学、民族学拓展开来形成的人类学神话学派和民族学神话学派，严格而论，都没有在学科意义上实现其本体性，都只是主动接受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在神话学领域取得的阶段性学术成果，尽管也极大地推动了神话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具有学科史价值，但都还远没有在学科本体的层面上建构起一种理论体系。回顾学科史的历程，综合比较多个理论的学科意义，我们可以从《神话解读》中寻找出著者十余年来不懈的学术追求，尝试在前人理论的基础上建构起神话学的方法论体系，这一尝试以方法论为切入点，开创了一种综合一体的、极具创造力的母题理论，它无疑在神话学本体的学科意义上获得了巨大成功。
学科理论的本体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基本的理论术语必须具有本学科的独特性，而不是他学科的借用。一是理论的本质内涵必须具有很强的对于学科对象的普适性和逻辑体系上的周延性，以及理论建构与学术拓展的开放性。《神话解读》阐述的母题理论，其基本的理论术语母题具有学科独特性，它克服了神话学传统学派对于其它学科术语的借用和理论依赖的不足，同时，这一理论是在神话本体论的支撑下建构起来的，以相当全面的理论视野和丰瞻详实的学科对象来阐发理论，并以富于原创精神的学术意识去大胆继承与推进多学科理论和方法的融通，充分展示出母题理论在理论建构与学术拓展两个层面上都具有的开放性。正如前文所述，母题理论的逻辑体系是周延而完备的，颇有理论创新的风格。
同时，母题理论对于神话民族性的发掘也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也就是说，通过母题理论可以探究母题的民族文化个性。论著以汉族创世神话《盘古》为例精辟阐述其神话母题的民族性，并以雄辩的立论，驳斥了部分学者关于盘古神话外来起源的推断。《盘古》神话最早由三国时代文人徐整记录：
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
——-《艺文类聚》卷1引徐整《三五历纪》
元气鸿蒙，萌芽兹始，遂分天地，肇立乾坤，启阴感阳，分布元气，乃孕中和，是为人也。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里，肥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田亡 。
—— 《 绎 史 》卷1引徐整《五运历年记》
虽然神话的两个部分出自不同的典籍，但由于记录者相同，可以将其视为一篇相对完整的神话来解读。作为一个叙事文本，其文本结构应包括三个层次，即语言层、现象层、意蕴层。而意蕴层又有三个侧面：“历史内容层、哲学意味层（哲学是人对宇宙人生的普遍规律的最高一级的思考与概括，它属于形而上的层次，是抽象的；‘意味’则是一种不可言传却可意会的感知因素，它属于形而下的层次，是具象的，二者通过意象引发的联想在深层意蕴中的有机的结合，便是我们所说的哲学意味。）、审美意蕴层。”[9] (P277-278)从现象的角度看，《盘古》神话运用两个话语系列叙述了盘古混沌生长、垂死化生的故事，进而构成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创世神话的两大母题：“宇宙之卵”母题和“垂死化生”母题。
在此基础上，论著从母题入手揭示盘古神话隐含的历史内容和哲学意味。认为“宇宙之卵”母题作为创世神话的一个典型母题，不仅在我国许多民族如壮族、苗族、彝族、纳西族等都有传承，而且，这一母题也是世界性的神话母题，在印度、希腊、芬兰等国家的神话中都有流传。从人类文化史的观点来看，人类初民在古远的时代就开始思考宇宙万物的起源问题，他们以自己的经验观察到鸟类、爬行类动物以卵生的方式来繁殖生命，又发现无数的动物都从外形相似的卵中获得生命，以他们的原始思维去观照生命起源现象，就产生了“卵是一切生命之源”的观念，于是，当他们在思考宇宙生成的根源时，很容易把生命的卵生方式推源给宇宙，从而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宇宙创生的“宇宙之卵”母题。“垂死化生”母题也与人类初民的原始思维密切相关，他们生活在和自然万物同等方式的大自然里，发现了人类不容回避的与生命存在相反的死亡，这种对种族繁衍有严重威胁的不幸事件，震撼了人类的初民时代，当无法改变这一现实的时候他们开始有意识地关注自然万物的情况，于是，太阳的早起晚落、月亮的定期盈亏、四季的轮回更替、万物的春生冬死……人类初民在大自然中找寻到了万物死而复生的原因，即万物都有不死的灵魂，同时，万物的变化又促使他们对物体自由变形的信仰，“垂死化生”母题最终在灵魂观念和变形信仰的原始思维基础上产生了。
著者认为，中国的“宇宙之卵”母题具有其特殊的哲学意味。中国古代的阴阳宇宙观有一个非常具象化的图案，那就是“太极图”，这一图案以圆象征天象和宇宙，圆内是两条一黑一白、头尾相接、混沌交融的阴阳鱼图案，白鱼象征阳性、动态、天宇；黑鱼象征阴性、静态、大地，中国古人正是以这一宇宙模式图来解释宇宙万物生成、变化的规律的。《易经》中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讲的是宇宙万物变化皆始于太极，这充分表明了中国古代哲学视宇宙为不断运动变化的整体，而这一哲学观念的最早源头则可以追溯到“宇宙之卵”神话母题。《盘古》神话的另一母题“垂死化生”，也具有同样的哲学意义。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道家创始人老子曾说过：“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他认为人与自然有着相通的存在法则。汉代巨儒董仲舒还直接把人的身体与宇宙万物相比拟，提出了他著名的“天人感应观”，可以说，中国古代哲学一直有“天人合一”的思想，而追根溯源我们不难发现，“垂死化生”母题的人与万物互渗和万物有灵观的思维机制直接孕育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天人合一”思想。由此而论，“宇宙之卵”和“垂死化生”作为典型的创世神话母题，对中国文化史而言，具有极其深刻的哲学意味，呈现出鲜明的中国文化个性，换言之，运用母题理论研究《盘古》神话的民族性具有很强的理论可行性，在神话母题的起源意义上理清了《盘古》神话产生于中国本土文化之中。
著者在探索神话学本体论体系的过程中，选择了以方法论为切入点，但这一探索跨越了方法层面的简单思考，而是以具有本体性的核心方法去融通多学科方法，从而在神话学的自足体系的背景上获得了普遍意义，并由此在文学史的总体框架内提供了当代的文学理论界不曾认真对待和深入研究的新课题，即整体文学的方法论问题，也就是既包含作家文学也容纳民间文学的整体文学的方法论问题，我国著名的民俗学家、文学理论家钟敬文先生也曾就此课题多次发表过宝贵意见，他认为，“从一个民族文化的整体来看，专业作家作品终究只占一部分，而一个民族的文学是全民族上、中、下层文学的综合体……一个民族的大量的民间文学创作，没有被这个民族的文艺学作为应有的研究对象进行理论概括，而只是集中于上层文学或精英文学，这样的文艺学，应该说是不完全的。在我看来，文艺学应该分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能够总括整个民族的各层次文学现象的，可称作一般文艺学；第二个层次，是针对不同层次的文学进行专门研究，应产生几个分支学科，如作家文艺学、通俗文艺学、口头文艺学等。这样的文艺学理论和文学史体系才是比较完整的。”[10]应该说，《神话解读》已经开启了这一文学史难题的基本思路，开启了从远古神话到当代实验小说之间无数种文学样式构成的整体文学的方法论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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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研究》2002年3-4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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