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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利慧]从“民俗教育”到“非遗教育”
——中国非遗教育的本土实践之路
  作者:杨利慧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21-09-03 | 点击数:13439
 

三、1949-2002年期间北师大文学院的民俗教育

  在日常使用中,“民俗教育”一词还常被用来表述另一层主要意思:指学校尤其是高校里开展的民俗学学科建设。

  高校在一门学科的建设中有着关键性的作用。阎云翔曾在总结世界各国的民俗学发展历程时,比较英美两国在学科建设道路上的不同时指出:虽然英国可谓“民俗学的故乡”,但它是由两代业余爱好者发展起来,无人在大学任教,且从未尝试使民俗学进入高等学府的讲坛,更谈不上培养民俗学专业人才,所以后来安德鲁·朗、高谟等巨擘一旦去世,英国民俗学便几乎夭折。这一点给后来的美国民俗学者很大启示,他们以大学为基地,有意识地从事学科建设,结果使美国民俗学在20世纪70年代后迅速成为世界民俗学新的中心,美国也成为民俗学学科建设的典范。

  钟敬文自1949年秋来到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任教,从此在这里工作直至2002年去世,使北师大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民俗教育的大本营。与杭州时期相比,这一阶段他的民俗教育思想和实践,一方面具有明显的延续性,比如其客位的教育观和主位的教育观在不少著述中均有所体现,并常常相互融合;另一方面也有显著的发展:受新时期“人民当家做主”意识形态的影响,他早期那种站在施教者为社会管理者和民众教育者的立场,认为民俗可被“现代的民众教育者”用来对民众施行教育的思想,逐渐为注重民众在历史创造中的主体作用的表述所取代。更为重要的是,其教育工作的核心转变为民俗学的学科建设。

  作为中国民俗学学科的“蓝图设计者、城堡建筑者和忠实的守门人”,钟敬文对于民俗学学科在高校扎根立足的重要性始终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认为“一门新兴学科要在一个国家里立住脚跟,并能取得比较广泛和迅速的发展,重要的一点,是要在学校里(特别是高等院校及研究院等)占有一定的位置。它要有自己的讲堂”,“一种学科,如果不能在高等学校生根开花,它就可能只是一种漂浮水上的萍草而已”。

  那么如何在高校中开展学科建设呢?钟敬文带领其学生和同事在北师大文学院展开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探索,并取得了丰硕的成绩。

  首先是课程建设。自来到北师大起,钟敬文便在文学院开设本科生的民间文学课程,一开始只是高年级的选修课,后来作为二年级的专业基础课成为学院所有本科生的必修课。1957年,针对有学者提出的不应在高校中文系中设置“人民的口头创作”(即“民间文学”)课,而应将其纳入“古代文学”课程体系的意见,钟敬文立刻撰文明确表示反对,呼吁应在中文系里设置该课程,并建议不必生搬硬套苏联,而应“采取一些灵活变通的办法”。比如把它放在大学最后的一二年里,作为必修或者选修的专课,作为概论性质来讲授即可,教学时数也不必照样死抄。而研究生的课程设置专业性更强,也更加系统。笔者手头还保留有文学院1998年的《民俗学专业博士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其中所列专业研究方向包括四个:“中国民俗学与民俗学史/民间文艺学史”,学术带头人为钟敬文;“民俗学/歌谣学”,带头人为刘铁梁;“民俗文化学/民俗志”,带头人为董晓萍;“神话学/故事学”,带头人为杨利慧。课程设置中,除政治和外语等公共课外,还包括了五门专业课:民俗学/中国民俗学史、外国民俗学史、文化人类学/民俗志、文化社会学/民族学、田野作业。

  其次是教材建设。钟敬文自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讲授民间文学概论课程,到20世纪50年代,这门课程的内容和结构已大致稳定下来。“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中国各项文化事业亟待重建的背景下,1978年教育部决定恢复中断了的民间文学课程,并委托北师大举办民间文学教师进修班,同时结合编写教材。于是在1979年2月,教育部抽调了16所高校的18名教师,在北师大集中学习并编写教材。同年暑假,北师大举办了“民间文学讲习班”,参加人员包括高校教师、省市民研会和社科院系统的科研人员以及出版社编辑等60多人,“这次讲习班是建国以来高等院校民间文学教学、科研人员第一次大会合”。讲习班上除了知名专家授课外,还由参加民间文学教材编写的同志介绍各章写作内容,听取各方面的意见。1980年,钟敬文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正式出版。这一教材至今依然被广泛使用,不仅为诸多高校的同类教材提供了蓝本,也为中国民间文学的教育和普及做出了奠基性贡献。其后,钟敬文主编的《民俗学概论》于1998年出版,并由此“创建了高校民俗学专业教材的理论体系、编纂体例和阐述方法”。

  再次是专业研究生的培养。北师大于1953年招收了民间文学专业第一批研究生,自此成为全国培养民俗学(民间文学)专业研究生最多的高校,其毕业生不仅在各地民俗学学科建设中占据了重要位置,也为后来的非遗保护工程贡献了主要力量。比如,在中国民俗学会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审查机构(Evaluation Body),连续三年(2015-2017)对全球各国申报的非遗项目进行评审期间,其专家团队的10名成员均为北师大民俗学专业的在职教师、已毕业的研究生及其再传弟子。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在国家学科体制中确立民俗学的地位。一门学科是否进入国家认定的学科体制,直接关系到其生存的学术合法性。同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中国现代民俗学发端于对民间文学的搜集和研究,尽管后来学科研究范围逐渐扩大,但民间文学研究始终占据重要甚至主要的位置,并形成了与民俗学既被包含又彼此相对独立的学科特征。钟敬文在北师大的民俗学建设,也是从民间文学开始,在中国语言文学的体系中构建的。经过他和同人们多年的用心建设,1981年北师大民间文学学科被列入全国第一批博士点之一,1988年成为国家重点学科。1996年,得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在即将重新调整的学科目录中,预备将原本是二级学科的民间文学并入“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之中,当时已经93岁的钟敬文十分着急,认为这对民间文学的发展殊为不利,于是不惮暑热,赶写了《谈谈民间文学在大学中文系课程中的位置》一文,强烈呼吁保留民间文学在中国语言文学中的二级学科地位。由于他和一些同人的努力,当时教育部还专门派人来北师大组织座谈会,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当时参会的人员,除了民间文学专业的老师,还包括中文系其他许多专业的资深学者。大家都主张应该保留民间文学的二级学科地位,犹记得当时王富仁教授强调说,民间文学是整个文学体系中的两大支流之一,它实际上应该被列为与现有的以作家文学为主的“中国语言文学”并列的一级学科才对。可惜的是,由于当时目录调整工作的主要原则是精简和整合学科,而新的目录中已经设置了民俗学二级学科,所以按照教育部代表的说法,民间文学和民俗学哪个范畴更大就保留哪个。结果,在1997年正式颁布的学科目录中,“社会学”一级学科下设立了民俗学二级学科,民间文学则变成三级的“研究方向”,分别划归到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和民俗学三个二级学科之下。由此,北师大文学院的民间文学博士点也随之转变为民俗学博士点。

  民俗学被列为二级学科,标志着它在国家学科体制中正式获得了独立的地位,对该学科发展无疑是大好事。钟敬文为此曾欣喜地说:“这是中国民俗学80年经历中的第一件大事!它以政府颁令的形式,把这种社会人文学科从‘妾身未分明’的身份,骤然变成了身份明确的学科了……总之,我们的民俗学,在教育界已由‘游击战’转入了‘阵地战’的态势。这种好形势,对于这门学科的更进一步发展,既是推进器,也是保证状。”但与此同时,新目录对民间文学独立地位的取消,却又失诸绝对。民间文学研究固然有作为民俗学分支学科的部分品格,但同时,它在理论方法上又有着在文学研究整体框架下发展起来的诸多内在属性,尤其是在中国,1949年以后因特定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民间文学研究已经卓然发展成为保障中国文学研究体系完整性的重要一翼,以及包含丰富生长点的独立学科。但由于失去了学科独立性,它遭遇了许多新困境:如果继续保留在文学领域,民间文学便不得不成为古代文学或现当代文学里的一个“方向”,而它与后者在理论和方法上有着巨大的差异;但倘若作为民俗学的一个方向归入社会学,在人员归属和学术取向等方面,也存在着许多的矛盾。这使得当时不少高校从事民间文学教学的人员,承受了改变研究方向和工作岗位甚至失业的压力,不得不花费许多额外的精力,去应对这种调整造成的震荡。

  钟敬文显然也对这一行政管理上的生硬调整为学科发展造成的困扰有清醒的认识,在那之后的几年时间里,我曾多次看到他为谋划更好的解决办法而殚精竭虑。2001年4月,距离他去世仅8个多月,当教育部重新征求新的学科分类方案意见时,钟敬文又亲自给教育部领导写信(《关于民俗学的学科分类变更的意见》),希望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设置“民间文艺学(含民俗学)”或“民间文艺学与民俗学”,同时在“社会学”一级学科下设置“民俗学(含民间文艺学)”——他的设想是民俗学和民间文学两个学科都分别在国家学科体系当中有独立的位置。令人遗憾的是,钟先生这一基于学理思考的提议未被采纳。如今,在北师大、北京大学、山东大学、山西大学、河南大学和中国社科院等高校和研究机构,民间文学只能作为自主设置的二级学科归属于“中国语言文学”,在正式的国家学科目录中却依然处于“妾身未分明”的尴尬境地。这成为中国民间文学从业者的锥心之痛,是未来需要我们继承前人未竟之愿继续努力推进并解决的工作,也为如今探索非遗学科的设置及其在学科体系中的位置提供了前车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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