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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启耀]身体表达的规训、转译和文化体系
  作者:邓启耀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21-06-09 | 点击数:7614
 

三、身体表达的母语:文化体系问题

  关于前述创意的思路,其实来自我们在云南的实践和研究。1993年起,我们开始了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美中艺术交流中心长达十余年的“云南计划”项目合作。美方项目负责人是美国国家艺术院士、著名作曲家周文中教授。作为一位华裔艺术家,他是“文革”结束后最早推动中美文化艺术交流的人,最大愿望是让世界知道中国多元传统文化的价值。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云南,由此被他看重。周先生强调,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差异很大,各有自己的文化体系。中国的事,要由中国人自己做主,外国人只是提供他们的经验和教训供参考。他带来了大量世界一流的学者、艺术家来和我们交流,但绝不干预中方学者的研究。周先生请我负责一个由跨学科跨单位中青年学者组成的“田野考察群”。我们的基础工作是人类学式的田野考察,坚持在文化现场认知多样性的民族文化;研究主旨是“民族文化的自我传习和不离本土的保护”,这与田丰先生的“异地保护模式”不同,彼此从两个方向探索。“自我传习”强调文化持有者的主体地位;“不离本土”坚持在地传承和因地制宜的不同传承模式;“保护”(后来改为“养护”)注重民族文化与生态环境及经济的协调发展关系。

  “云南计划”在中外学者艺术家共同推动下,做得有声有色。一些高校和科研机构,也很想参加合作。有一年,周先生带领一个团队来云南交流。某艺术院校听说来了很多世界一流的学者艺术家,希望我们安排到他们学校看看。获得同意后,他们组织全校最优秀的师生,花不少钱,排了一场专场演出,准备以此和国外学者艺术家交流。节目确定之后,田野考察群乐舞艺术研究专家周凯模教授觉得,这种按照美声、芭蕾或现代舞改编的节目,哪怕加入一些“民族元素”,也属于从对方文化体系中进行转译和模仿的东西,在处于这个体系顶端的国际学者艺术家面前,是不具备“对话”条件的,建议安排本土较原生态的节目。遗憾的是领导听不进去,说这就是我们最高水平了,那些土里吧唧的东西怎么能登大雅之堂!

  结果可想而知,尽管主人十分热心周到,演出轰轰烈烈,那些直性子的艺术家却连礼节性的掌声都不给一个。幸好田野考察群的周凯模教授早有预案,她请来一些哈尼族农民,在她的研究所里,为失望的友人唱了一曲多声部民歌。这些农民,站的站,蹲的蹲,没什么舞台“站相”,唱着唱着就哭起来了。一曲结束,客人们大为惊叹,说这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过的音乐!这才是中国自己的东西!

  我们知道,在很多情况下,学校艺术教育及其一般人理解的“现代”,其实是从西方,甚至从苏俄舶来的艺术教育和表演体系。经过几次转译、转手、筛选或移植之后,能够接触到的,已经是二三手或二三流的东西。拿这些东西去指导本土文化艺术,不仅有隔阂,而且显得有些荒谬。

  国际学者艺术家不会大老远跑来看自己的山寨版。见多识广的他们需要看到不一样的表达,听到“从来没有听过的音乐”。对于这种直接生长于泥土中的艺术,他们表示出极大的兴趣,认为“这才是中国自己的东西”。这话反映了一个重要的理念:一个多元的世界,存在不同的文化体系,拥有不同的文化价值。一种文化要立于世界文明之林,必须尊重自己的母语,拥有与众不同的文化经典,才有资格平等对话。

  艺术最重要的是原创性,转译的东西再好,也是过了二手三手的货。20世纪80年代我们曾对涌入的国外理论和艺术形式热过一头,但原作者来了,你还用转了几次手的拷贝去学舌,人家会笑。没有自己的东西,就没有“对话”的根基。

  所谓“自己的东西”,就是基于自己文化体系的表达。前面所举两种表演的例子,差异就在,一个是在他人的形式框架里模仿,一个是基于自己文化体系的原创。说回乐舞,西方的古典经典是美声、芭蕾等,现代代表作有现代舞、摇滚、街舞等,有一套成熟的乐音体系和肢体语言构成。而中国民族舞蹈的文化内涵和艺术表达形式,从功能、舞步、表情、肢体动作、空间调度等,都另有一套文化体系和表达语言。这种“语言”,就是我们自己的文化“母语”。

  其实,即使是已经成为经典的西方传统艺术,也在汲取西方“主流”之外的文化营养。非洲音乐和舞蹈、印第安和澳大利亚土著艺术,都是催生西方现代艺术的重要来源。周文中先生和他带来的各国艺术家,对西方艺术主脉了如指掌,但对世界缺乏关于亚洲、特别是中国文化艺术的认知感到遗憾。周文中先生推动的“云南计划”,以及他先后在北京、江浙等地开展的项目,都旨在促进这种交流。我们到广东之后,先生还多次来广州、香港等地,与我们约谈如何将云南经验推广到珠三角地区的事。我们近二十年从事的岭南音乐、宗教艺术等方面的调查研究和博物馆建设,即是基于这个承诺。

  通过长期面对面的交流与合作,我们在田野考察、因地制宜推动不同传习模式、民族文化研究、民间艺术进入高校教学系统、民间艺人表彰、民族文化与生态环境及经济协调发展等方面,开展了一些工作。我们渐渐达成一个共识:打开国际视野,为的是明白自己文化的位置和特点;坚持学习传统和田野调查,目的是从历史与生活现实中,发现和认知自己文化的精髓;通过不同学科不同角度的具体实在的专业性工作,归结为如何建设属于我们的文化体系。这些理念和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地方的政治规划。比如云南省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末提出的三大战略———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绿色生态强省和东南亚大通道,其中《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的总体规划》,就是我们起草的。这个规划经省人大审议通过后,立法执行。

  现在,广东省也提出了建设文化强省的战略目标,国家更是高屋建瓴地大力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工作。目标虽尚遥远,起步却令人欣慰。只要多一些建设性而非破坏性的工作,我们提供的每一块砖瓦,都会为立于世界之林的中国文化体系,增加一个高度。

  (本文刊载于《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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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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