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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纸钱、神龛与祖宗板子
作为村落生活中重要的公共空间，位于平郊村西北角、坐北朝南的“筒子瓦”延年寺，同样与村民的生死观、风水观以及教育观等牵连一处，并在具象和抽象两个层面承载了平郊村村民关于自己村落的历史记忆与想象性比附，始终鲜活。
该寺最早建于明朝永乐年间，当时仅有最北端的真武殿。因此，延年寺的旗杆始终在真武殿前。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因为皇族公主巴赵氏在平郊村西修建其坟墓，而在平郊村原真武殿南建了菩萨殿和天王殿，并易名为延年寺。此后，延年寺的维护、修葺常由村中首富担当，一度也曾由青苗会管理。在顺治二年（1645年）至嘉庆十八年（1813年）以及道光二年（1822年），延年寺曾诚起老会，往西顶广仁宫、涿州广诩宫抬着天仙娘娘（碧霞元君，即“老娘娘”）的行驾朝顶进香。“庙运”与“国运”相连，道光二年（1822年）之后，平郊村此类集团性的朝香不再发生。1918年，青苗会会所曾设立在延年寺中。1920年，延年寺禅堂改为简易小学的教室，东跨院改作了学校操场，后来续中有断，多有起伏。本意在破除“迷信”的现代学校与传统的敬拜空间同处一室，且在敬拜空间的包围之中。不仅如此，人们还在正殿菩萨殿设立了孔子神位，在孔子圣诞时，校长带领学生在孔子神位前行礼敬拜。在卢沟桥事变前，学校还会在四月四日儿童节和九月一日学校成立的纪念日举行两次欢迎村民参与的游艺大会，除新剧、旧剧、唱歌、跳舞、双簧等表演之外，还有学生的运动会。
与西学一道，政治机关、合作社、互助社、西药等纷纷染指，加盟到延年寺这一平郊村的公共空间。1925年，警察局也曾在延年寺设立北郊警察第二分驻区公所，寺内有四五十个警察常年驻守，庙门口亦设立有岗位。1938年，新成立的合作社设在娘娘殿内，1939年改设天王殿，售卖之物品也由文具、零食扩展到日用杂货，以及香烛菜粮等。1940年，仍由于念昭主事的“新民会”互助社也设在天王殿。平时，天王殿主要是一个买卖、借贷等经济活动的空间。但是，每月农历初一、十五，经营者都要在弥勒佛前烧香敬拜，以谢神佛。1940年，燕大社会学系设置的救急药箱也放在了药王殿中。有趣的是，对村民而言，药王会加持神力在这些救急药箱的药品上，因此村民前来领取西药，踊跃而愉快。此外，日伪时期，伪政府设置的“爱护村”（维护铁道及其车站安全）的“爱护旗”，就悬挂在寺外的小旗杆上。
乡土中国之城与乡、凡俗与神圣同构的空间美学，再次出现在平郊村村民对延年寺这一人文地景的表述上。元末以来，北京城的外形渐渐被比附为“八臂哪吒”，北京城也有了“八臂哪吒城”的别名。与此类似，在平郊村，对历经明清两朝才形成，且不断修缮的延年寺之格局、形貌，也有船和蝎子两说。真武殿为船尾，真武殿前的旗杆乃船上帆樯。在村民的风水学中，延年寺更似蝎子。或云，天王殿山门墙上两圆窗是蝎的双目，居后的旗杆是蝎尾毒钩，前殿的钟楼是蝎蛰。之所以没有修鼓楼，就是要其少一蛰，免得蝎成形而作祟乡里。
不仅如此，作为个体生命历程的完成之地，延年寺实实在在存在于村民身体力行的相关仪式之中。在最南端天王殿东西两侧，遥遥相对的是药王殿和五道庙，一主生，一主死。村民习惯称药王殿之旁门为“生门”，五道庙之旁门为“死门”。平日，村民出入延年寺，皆走生门。除非有死丧时“报庙”，死门永久关闭。进出死门报庙，多少有招魂之遗俗：
村民遇有丧亡即忙至五道庙向阎王神像焚香痛哭，声言某人已于某时病故，享年若干岁，伏地叩首，此即在阎王前报名注册。报告后即以一纸钱屡屡试贴于该庙墙壁上，地位各异，至该纸钱或因尘埃牵牢不复飘落而止，死者之灵魂即被认为栖于该处，于是向纸钱焚香叩首而返，是为报庙。有时以手持挑钱纸在五道庙内乱招，待纸钱被挂于墙上而止。
到接三日，晚间送三时，家人一定会专门经过五道庙，并有孝子手持纸钱入内将亡人魂灵召唤出来。死门此时打开，以便亡者魂灵出外。在死门外宽阔处焚烧“活驴”“车”等纸扎，让亡者乘之赴望乡台。
在平郊村，人们虔信的财神不是关公等文武财神，而是俗称为“四大门”中的黄（黄鼠狼）、白（刺猬）、常（蛇）三门仙家。主要供奉四大门的财神楼，或简或繁，形制不易。到1941年，平郊村的财神楼仍有十五座之多。较为常见的财神楼，或砖砌或土筑，高约一米，宽约两尺，长约四尺，分作三间，前面开一门或三门，居中的门口摆放有香炉。原本是于念生修建、后归开豆腐坊的黄则岑所有的财神楼精美异常。该财神楼用的是细磨砖瓦、精选木料，共分两层，三楼三底，每层都有三个门洞。村民传言，修建这个财神楼的花费足以修建普通房屋三间。然而，村民家中财神楼的修建之因，要么是家人被财神爷“拿法”，要么是因为还愿，所以这个与家宅融为一体的神圣空间的修建，通常都是在香头主持下进行的。这时，如同修房一样，围绕财神楼，主家、香头、瓦匠以及风水先生等各色人等有了种种的分工合作。与村庙相较，因为相信家仙有兴家、败家甚至拿法家人的能力，通常位于家居场院或是房角，作为家仙住地的财神楼，与村民的日常生活关联更紧，神圣意味浓厚。村民对之的重视程度，有时超过了室内的佛龛与村庙，并且对陌生人的靠近非常警惕。
无论是生活事实，还是作为研究对象，摆设有佛龛、神案等圣物的厅房（堂屋/厅堂）都是重点。这多少赋予了家居空间以神圣性，使之成为一个圣化空间。这在四大门香头家居尤其明显。距离平郊村不远的成府槐树街李香头“坛口”上，有王奶奶的塑像。白发参差老妪状的王奶奶，面色渥赭，身着黄色道袍，端然正坐，头现佛光。其座下摆着“聚宝盆”，左肩之下塑有着短衣秃袖而立的农童，腰系着褡包，右手执皮鞭，左手牵着一匹小黑驴。为王奶奶预备的烟袋供在龛旁，格外引人注目：“菠菜绿的翡翠烟嘴，虎皮乌的烟杆，白铜烟锅，青缎烟荷包。”大多数香坛都是将老娘娘、王奶奶同龛供奉。与此不同，海淀碓房居六号的刘香头香坛有大佛龛三个，正中佛龛供奉的是玉皇，右边佛龛是观音，左边佛龛是药王。这时，家居俨然庙宇了。
通常而言，研究者往往更看重这些圣物承载的家庭内外、生死两界、过去现在以及时空之间的交际功能和文化内涵。很少有研究注意到这些圣物本身的生命历程，尤其是对老旧圣物的处置方式。在平郊村，宗教功能和社会功能兼具而摆在堂屋迎门处的佛龛，同时表征着这个家庭礼佛的虔敬程度及其经济地位。因为这些佛龛接受过香火的供奉，在其破旧之后不能随意焚烧处置，而是必须将其请入庙内，放在殿中。
对于旗人家庭而言，祖宗板子类似汉人家庭中的神龛，有着其神圣性。常年放置在西墙的木质祖宗板子呈长方形，上雕莲花，长约六寸，厚、宽皆约三寸。祖宗板子上的黄布包袱名“妈妈袋”。家中每生一人，就写其生辰八字，以帛捻而为锁，编成辫咎，加以小锁，放在妈妈袋内。到要成婚时，解袋开其锁。此外，祖宗板子上还有供影匣及家谱，匣中有影像。除夕夜八时祭祖。届时，主要的供品是黄米粥、猪肉、水饺，香碟内焚香，家人每人磕三头，或一跪九拜。辛亥革命之后，旗人命运骤变。这不仅是体现在生计方式、姓氏变更、服饰的变换上，也体现在“祖宗板子”这一神圣的摆设上。
与众多旗人的衰变不同，同样是旗人的王大宾1940年前后在北平城有大小房产十七所，房租收入月均在七百元左右，是典型的“吃瓦片”的。然而，在王家自己在宣武门外包头章胡同三进四合院的祖宗墙上，汉人的祖先牌位取代了原来的“祖宗板子”：
第三院仍是东西房各三间，上房五间。……上房堂屋正中墙上倒贴一红纸所书的“福”字，约有一尺见方，因“倒”“到”同音，盖取谐音“褔到”之意。其下又贴一红纸条，上面写着“童言妇语，百无禁忌”。东墙上挂有几张画片镜框等，西墙上则没有这些陈设。盖旗人世家，其西墙向目之为祖宗墙，例设所谓祖宗板子，即支一木板，板上置一黄布包袱，按时举行祭礼。不过王宅因不愿自认为旗人，所以取消这个祖宗板子，而像汉人一样，代之以祖先牌位，但拘于成例，仍不敢对一向目为神圣的西墙有所亵渎，所以不敢悬挂任何物件。
在某种意义上，旗人在辛亥革命后服饰、姓氏以及器具等方面悄无声息的变换，或者也可以视为是在时代的强力面前，卑微个体在日常层面自觉完成的“生活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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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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