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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明代中期，青海出现了“西海（青海湖）蒙古之患”，造成了边疆社会数十年的动荡不安。明初明军进入青海，大部分蒙古贵族北遁，河湟少量蒙古部落归附明朝，这就是后来的东西祁土司。但自明中叶武宗正德四年（1509）之后，北方蒙古屡屡进出青海湖地区，开始了史称的“海寇之患”。特别是从嘉靖十一年（1532）始，东蒙古俺达汗率部占据“环湖”后，其子孙以青海湖为根据地，掠番扰边，西宁卫、河州卫等地“屡遭蹂躏，不可胜计”［15］，明朝廷不得不动用重兵反击。万历十九年（1591），兵部尚书郑洛专程征剿至青海湖一带，焚其政教中心仰华寺。特别是万历二十三年（1595），甘肃巡抚田乐、西宁兵备副使刘敏宽、参将达云等人率河湟汉、番（藏）、土、蒙古、回等民族的将士，多次伏击和出击青海及河西蒙古，连获“湟中三捷”，史称“西陲战功第一”。自此“海寇之患”被基本破除，河湟地区逐渐恢复正常［16］。此后直到明末清初，河湟地区因为易鼎之争才有一些局部战事，而汉人也已彻底形成了新的地域性族群。
我认为河湟汉人祖源为南京珠玑巷的传说正是在“海寇之患”的岁月中出现的。这时处在多民族包围中的河湟汉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岁无宁日”的生存危机。而这时从四面八方多种渠道迁居河湟的汉人还各自保持着故乡的文化记忆和生活习俗，相互之间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共同的话语系统，处在一盘散沙、各自为阵的状态，没有形成族群统一体。对周边甚至夹杂着众多少数民族的汉人来说，边陲一旦遇到危乱，便有可能一击而散，明代之前汉民族在青海的历史就是明显的例证。
同时这样的局面也极不利于汉族作为一个族群整体，在这一地区长期发展壮大。河湟地区是黄土高原、西北干旱区、青藏高原的结合部，也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过渡地带，尤其是民族文化呈现出多样性和边缘性，文化生态极为脆弱。在这个过渡带上，各民族以坚持自己的族源和祖源记忆来强调族群标志，以免被同化或淡化，无形中也形成了一种文化竞争。正因为如此，族群的祖源记忆尤其显得重要。但是汉人来自五湖四海，除了一些大家族因其族谱记载而比较清楚自己的祖源外，对大部分汉人家族而言，没有家谱，加之时间的推移，往往只剩下一些模糊的“南京”“山西”“河南”之类的传闻。同时，明初因军屯而定居河湟的一些村落往往以“吴屯”“周屯”“王屯”“刘屯”“康屯”“杨屯”“李屯”等地方或姓氏命名［17］，以示区别于其他村落。而这种内部的祖籍之别甚至之争，又往往影响了内部的相互认同和精神统一，这当然不利于汉人整体性地与周边少数民族相抗衡，更不利于汉人势力的发展壮大。
于是在汉人精英人物的策划下，一个“南京珠玑巷移民”的传说就应时应需而出现了。上文已述，找不到与此传说的时代相匹配的文献记载。而遍查有关南京的地方志，也找不到有珠玑巷这样一个街名。即使一批青海汉人在本世纪初亲自到南京实地查访，也没有找到这个地方。可见，“南京珠玑巷”在历史上并不存在。那么这个师出无名的“南京珠玑巷”是从哪里来的呢？
众所周知，广东的南雄珠玑巷是宋元时期中原和江南士族向岭南移民的聚散地，据说从此南迁的合计有103姓、197族，遍及岭南各地［18］。因此南雄珠玑巷被视为是岭南诸家族的发祥地，影响极大。就是这个“南雄珠玑巷”被一些精英人物巧妙地移花接木，改成了“南京珠玑巷”，并与明代已经出现的元宵灯马大脚皇后故事嫁接在一起，演绎出了这一移民故事，从而把河湟汉人与当年的明朝首都及其皇帝皇后联结在一起。
这一移植的关键是仅仅一字之差且为近音。“南雄、南京”的容易误读，轻而易举地就把广东的南雄搬到了江苏的南京。而这一巧妙误读以及马大脚皇后故事的演绎，更显示出了多重的文化意蕴，为河湟汉人形成族群共同体和长期定居坚守该地给出了最为合理的解释。
首先，河湟汉人不仅来自内地，而且都是来自天子脚下，原本是首都居民，是血脉正宗甚至高贵的汉人，绝不等同于边陲其他人群。即使是从其他地方来的汉人，也未必有此祖居地的荣耀。这是这一族群身份的重要显示。
其次，河湟汉人虽然是被充军来的，但也是奉皇帝之命来戍守西陲边疆的，富有神圣的责任感，大家必须在皇帝的旗帜下团结一致，共同对付其他势力。
再次，既然是奉皇帝之命来河湟的，就必须遵奉天子之命，坚守到底，不能逃离此地，否则就是有违君命，大逆不道。因为朱元璋没有让大家回去就死了，所以待在河湟流域就成了永远的使命。
又次，更重要的是，既然都是奉皇帝之命从天子脚下的珠玑巷一起来到河湟地区的，那就是一个文化根脉，一个族群整体，因此必须统一风俗礼仪，统一精神面貌，不能我行我素，各行其是。
也正因为这样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功能，南京珠玑巷移民传说逐渐被河湟汉人广泛接受，代代口承相传，以至于后来便成了最有影响的祖源传说。因为是口头传说，很长时间内不被文人著述所引述，当然万历年间的精英人物们由于种种原因，也不会在自己的著作中暴露此事。即使清人杨应琚也拒绝写到他的著作中去，所以在其《西宁府新志》《据鞍录》等著作中不着一字。杨应琚在任期间深入各地调查研究①，对此传说必有所闻，但可能因为缺乏文献印证，所以不采纳。从他在青海的足迹、贡献和著作风格可以看得出来，他博学多识，但对没有文献佐证的民间传说也不敢写。这就是从传说出现到乾隆中期文献中没有出现南京珠玑巷传说的原因。时间再往后，传说逐渐出现在一些家谱、墓碑之上。到清末民国时期，尤其是尊重民间文化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这一传说就比较多地出现在书面材料中了。
回过头来再探讨一下，当初究竟是哪些精英文化人物“移植”了这一传说呢？“海寇之患”最严重和明军致命打击的万历二十三年前后，时任职西宁卫的龙膺和罢官在家的张问仁等人最有可能。
龙膺是湖南常德人，万历八年（1580）进士。当时有名的文学家，诗文戏剧皆有成就，又是以耿直慷慨著名的文臣，先后三次任职河湟及河西。尤其是万历二十三年初，因其《谏选宫女书》惹恼明神宗，一贬再贬到西陲边地河湟担任西宁卫监收通判。而这年正是“西海蒙古”最为强势之时，龙膺于是参与到反击的诸战役之中，不仅策划军事，而且为战役后果立下军令状，亲赴前线。战后，兵部尚书石星在给神宗的奏折中说，“龙膺本雍容冠玉之材，负叱咤摧山之气，临阵不辞锋镝，挥戈足扫穹庐”［19］，因此升为西宁卫监收同知。此后多次任职西宁等地，编修成《西宁卫志》，发展教育文化，与地方人物来往密切，创作了数量颇多的诗文，有《湟中集》等传世。
张问仁，西宁人，出身书香门第，嘉靖三十五年（1556）进士，任职山西、山东、直隶等地，以廉著称。在家期间正值“海寇之患”，遂积极参与军事谋划，亦有贡献。他尤其与龙膺等人交往甚多。龙膺有《湟中张以元藩参招游南园即席赋十六韵》等诗，“以元”是张问仁的字，“藩参”说明张问仁被西宁卫等军政机构以参事之类头衔礼遇之。龙膺称其“午夜文星高北斗，暮年词藻动南楼”［20］。张问仁著有《河右集》《闵子集》等。
明代河湟本土文人学者和外来的著名学者，尤其是聚焦万历二十三年前后的这两类人物，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最大者莫过于张问仁和龙膺二人。而且二人有很多共同之处，并有较深的友谊。
从他们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二人都感慨于河湟地区当时的局势和汉人之分散，认为需要拢聚人心，协力卫边②。同时他们作为一代学人，对南雄珠玑巷传说都较为谙熟，亦能体会到传说的人文价值和社会价值。因而完全有可能形成移花接木的共识，并依靠自己特殊的身份讲述传播，以达到整合河湟汉人文化的目的。但是他们又是严谨的学者，不愿意把这个移植版明确地写到自己的著作中，以免被精英层同行非议。
而这样的传说又恰恰满足了当时河湟汉人的共同精神需求，于是口口相传，逐渐流行开来，这是自上而下的一种文化影响。而在后来广泛的口头传承过程中，又影响到文人的书面记录，这又是自下而上的一种文化影响。正是在上下层文化的互动中，这个移植的传说就成为了富有文化内涵和很有影响的南京珠玑巷移民传说。
以上尽管是带有很大主观性的推测，但我认为符合这一传说生成的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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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世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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