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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亚学者约瑟夫、牟丽卡的《非洲社会中女孩社会化的口头叙事作品中记忆的产生》认为非洲女孩从小就受到口头故事的强大影响，传统的力量非常巨大，尽管这些故事对他们和整个妇女都产生了明显不利的效果，但他们仍然继续讲下去。卡吉林、恩动果的《女性的记忆和矛盾：斯瓦希利语的谚语中女性描写》记述了父权制压迫下妇女的悲惨命运。谚语是讲话时作为一种“民间经典”使用的，是人类生活经验、生产经验和社会经验的结晶，被认为是人类“最早的记忆”，妇女口齿伶俐，在口头记忆中有重要作用。
保加利亚学者奴柯劳拉的《口头叙事中的性别和同一性》分析了保加利亚穆斯林口头传统中的性别与思想的关系。劳米、西太米的《对民间叙事中神和性别解释的错误》对班图语民间叙事研究中不分时间、空间对神和性别的解释一概而论的错误进行了批评。爱沙尼亚学者李斯托、加夫的《男性和女性故事讲述家与硬性的关系》对不同性别的讲述者对性别对立态度作了分析研究。
肯尼亚学者米瑞英的《叙事中性别意识的产生》、马拉维学者蒙尼卡、牟以赛里的《马拉维老故事的创造和双重自觉》分析了女性在故事讲述中的重要地位以及男女讲述者在讲述中对性别的双重自觉。尤索夫、门扎地的《斯瓦希利语中台尔瑞布通俗音乐中的性别叙事》，牟以该、各墙加的《肯尼亚口头故事中妇女形象》，弗里中尼的《妇女犯罪小说作为妇女运动的记忆》对民间叙事中妇女形象和妇女生活内容及其特色进行了调查和研究。
民间叙事的记忆，在表现技巧、形式上有自己的特点，会上也有一些论文对此作了探讨，如：
印度学者凯拉西、维坦乃克的《奥利亚故事讲述者的巧计》分析了故事讲述者为加强记忆效果而运用的各种手法。
西班牙学者曼吕尔的《儿童故事中最大的开场程式》从众多的儿童故事中找出运用最多的一种程式，说明故事权威的运用和讲述者的权威，它与社会权力、才能关系甚大，这在西班牙和拉丁美洲故事中都是如此。
瓦柯的《个人自我讽刺故事的传统、记忆和创造》，牟各的《儿童故事中的幻想》，芬兰的卡斯吞、布列金好吉的《丹麦阿甲沙岛的传统化装表演中主持人的捷才》，艾米里亚、依利伐的《神话的逻辑——作为认识的形象》，安尼克、开夫奥拉—布雷金吉的《为什麽我记住的都是我做的》，赛里斯体罗的《路克以各故事的样式、风格和意义》，弗劳拉的《环境因素对故事内容的影响》，韦努立克的《儿童恐怖故事内容和社会环境》，英国学者罗宾、格匀代夫的《记忆、叙述和创造：负载威尔斯古老传统的戏剧节目》等等。次文作者从1964-1985年在威尔斯对3000人进行了采访，录下叻50小时的磁带，关系到15000个研究问题项，对民间记忆的特点、地位、价值、思想、意义和功能、记忆与遗忘、创造与加工、观众与影响等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
民间叙事与书面写作
中国学者段宝林的两篇文章引起了与会者的很大兴趣。一篇是《民间文学与大作家》，该文从中外文学史上伟大作家与民间文学的关系作了系统的论证。另一篇《论文艺上的雅俗结合规律》，该文用中外古今的大量事例证明：民间文学是作家书面文学的始祖和奶娘，文艺史上主要的文艺形式几乎都是首先由民间文学中创造出来而后为作家、艺术家运用并加以提高的，几乎所有第一流的大作家、艺术家都是认真向民间文艺进行学习和借鉴的，文艺史上许多创作高潮都同学习民间文艺有渊源关系。
塞尔维亚学者卓亚、卡拉诺维克的《圣徒沙瓦和民间传说在书面和口头历史中的观察》，非洲学者奥尔加、巴拉拉也瓦的《坎泰口头传说中英雄形象的发展：从历史上的王子演变为机智的战士》以色列学者艾里、雅赛夫《犹太民间叙事中权威的意义—书本和记忆中的人民》体体卡的《关于猫的故事》把口头和书面中有关猫的故事进行集中研究，发现其异同及其变化轨迹。阿根廷学者马扎尔、布拉奇《报刊中的“传统水塘”研究》——对1930—1950这20年间报纸刊物中关于“传统水塘”的描写与民间叙事的关系进行了比较。崩的喜、瑞纪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在记忆上的资本化》从口头与书面资料中研究旅游业如何利用吗传说使景点增加文化色彩，更加吸引游人，对“旅游热”的到来起促进作用。
总之。此次“民间叙事记忆的权威问题”专题讨论会，进一步深化了关于“民间叙事——活的文学”立体研究，对民间叙事的价值论进行重点研讨。这对开发民间文学这一巨大的文化资源，引起世人对民间文化的重视，将会起积极作用，这也是目前国际上对民间文学进行立体研究趋向的进一步发展，值得我们注意。
(北京大学段宝林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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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会会刊》第十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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