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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地主。张泽咸先生将唐代的地主阶级划分为十四类：皇帝与皇族、外戚、勋贵、旧门阀士族、衣冠户、品官、使职差遣、宦官、寺观地主、寄庄寄住户、客户地主、乡村上户、形势户与诸色职掌及工商地主。前九类属于贵族官僚地主，后五类属于庶民地主。［2］贵族官僚地主在社会上所占比重很小，他们也极少住在村落之中。村落中主要是各种庶民地主。占村落人口极少数的各类地主掌握着乡村大部分的土地山林。如王方翼的凤泉别业，辟田数十顷。②卫庆曾于村南古项城下耕垦土地二十顷。③不管占田多少，地主一般自己不参与农业劳动，而是租佃制为主，辅之以佣耕、奴僮耕作等经营方式。他们是村落中的剥削阶层。
二是农民。这是村落居民的主体。唐代农民还可以分为自耕农、佃农和雇农。唐代自耕农一般被称为编户、百姓。白耕农拥有的土地大小不一。袁高认为“有田不满五十亩者尤是贫人”，④黄滔则说“若有水田过十亩，早应归去狄江村”⑤，唐代自耕农的生活极为艰辛。“草莱度日，旦暮之间，全无米粒”⑥时有发生。佃户、佃民、佃客、佃家、庄客等是村落中身份相同的各种依附农民。一般以租赁私人地主的土地为生。“依托强豪，以为私属，贷其种食，赁其田庐，终年服劳，五日休息”⑦，就是这些人的真实写照。雇农主要是指农业生产中佣力以糊口者。乡村中有许多出卖劳动力的雇工，而以农业上的佣工为多。如坊州宜君县有王老者，居于村墅，“与妻子并打麦人共饮，……风定，其佣打麦二人，乃遗在别村树下。”⑧九陇人张守珪有仙君山茶园，“每岁召采茶人力百余人，男女佣工者，杂处园中。”⑨
三是小手工业者和小商贩。唐代村落经济与市场有着密切的联系。正因如此，许多的农民也兼营小手工业和小商业。如宝历年间，有“荆州庐山人，常贩烧朴石灰，往来于白袱南草市。”⑩又如建安有村人，“乘小舟往来建溪中，卖薪为业。尝泊舟登岸，将伐薪。”11村落中也有少数的独立手工业者和商人。这类入主要都是由自耕农分化出来的。主要为农业和农民服务。圆仁曾在“长山县界古县村郭家宿，主人锻工”。12郭姓锻工，可能就是以为村中农民锻打农具及其它器物为生。
四是奴婢。这是唐代村落中地位最低的阶层。作为奴隶制的残余，唐代还有不少的奴婢。唐初时以奴婢赐予贵族功臣是常见的现象。占有大量奴婢的士族和庶族地主为数不少。私家奴婢主要用于家内役使，也有应用于农业生产者，如王鉴的田庄中有奴婢七人；13王绩有田十六顷，“有奴婢数人。种黍，春秋酿酒，养凫雁，莳药草白供。”14
上述对村落居民阶层的分析只是一种大体的划分，还应视各个村落的具体情况而定。而且，村民社会身份的高低并不能代表其在乡村社会活动中的地位，唐代的乡里村落中还存在着一种身份特殊的群体。他们属于乡族势力，对乡村社会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从某种意义说，他们就是乡村社会酌领袖。乡村社会控制就是通过他们得以实现。
乡族势力的构成较为复杂，大致可以分为这样几类：一是具有文化背景的士人，二是具有仕宦背景的退职官吏，三是乡县胥吏，四是乡豪。
第一，士人。士人的概念在唐代有较大的变化。《唐六典》卷3户部郎中员外郎条规定：“凡习学文武者为士”。唐前期的法令中，士的范围较为广泛。其后则越来越多的专指读书人。开元中“士有不由文学而进，谈者所耻”。①从读书应举的角度看，士人可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层是进士、明经及第人仕者。他们大都居于城市之中，基本上脱离了乡村社会。第二层是乡贡进士、乡贡明经一类的贡举人。那些无法及第的贡举人，除一部分去从藩府，大多数回归本乡本土。［3］（P296）第三层是还没有取得贡举资格的读书人。他们基本上届于乡村社会。乡里社会中第二三类的读书人还是很多的。
第二，退职官员。唐代官员有退休制度。到了一定的年龄，就要告老还乡。而且，有相当一批官员，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主动退出官员的行列，归隐乡村。如雍州醴泉县人杨师操，贞观中，任蓝田县尉。“尉后以身老还家，躬耕为业。然立性毒恶，喜见人过。每乡人有事，无问大小，即录告官。”②王绩“隋大业中，应孝悌廉洁举，授扬州六合县丞。非其所好，弃官还乡里。”③李华“苦风痹，去官，客隐山阳，勒子弟力农，安于穷槁。”④
第三，乡县胥吏。虽然学术界对唐代哪些人是胥吏有不同的看法，但以流为标准，流外官基本上就是胥吏集团。《通典》卷40所规定的外职掌包括“州县仓督、录事、佐史、府史、典狱、门事、执刀、白直、市令、市丞、助教、津吏、里正及岳庙斋郎并折冲府旅帅、队正、队副等。”这些人是乡县胥吏的重要组成。他们几乎全部来源于乡村。
这里还须搞清耆老的问题。据《通典》卷33职官典记载：“乡置耆老一人，以耆年平谨者，县补之。亦曰父老。”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专门的老人名籍。［4］（P382－384）在敦煌所出的天宝差科薄中，州县录事、州县佐史、学生、医学博士等名目都曾出现，而未见耆老父老的名目。这说明他们不属于胥吏集团。可见，他们在唐代乡里行政的运作中没有具体的职掌，也不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耆老、父老的称谓更多属于一种荣誉称号，给予那些有一定文化修养、老成持重，在乡村中颇有令誉的老年人。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曾令“每乡置望乡”，点选的标准就是“耆年宿望，谙识事宜，卓然有景行者。”⑤也正因如此，乡村的许多事物还需要耆老们的参与。
第四，乡豪。这是一群特殊的乡村人物。有些人以侠义著称。如窦建德，“尝有乡人丧亲，家贫无以葬。时建德耕于田中，闻而叹息，遽辍耕牛，往给丧事，由是大为乡党所称。”⑥王虔休，“少涉猎书籍，乡里间以信义畏慕之，尤好武艺。”⑦有的则属于乡村无赖，被称为“乡曲之不令者”。⑧如邢州南和宗玄成“性粗猛，禀气凶豪，凌轹乡村，横行州县。”①陈子昂分析这种人，“有亡命不事产业者，有游侠聚盗者，有奸豪强宗者，有交通州县造罪过者，如此等色，皆是奸雄。”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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