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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在研究贵州省黔东南州一个苗族旅游村寨的“文化展示”问题时，曾经注意到在开展旅游接待活动的村寨里，苗族乡民会比较自然地把自己的文化区分为可以向外界展示、演出的部分和尽量不希望游客随意进入的部分。这种情形在本书中被更为恰切地表述为苗族社区内部当地民众自身的“生活文化”和面对游客展示、演出的“展演文化”。尽管此种区分多少意味着旅游目的地的文化分裂，但基于游客的文化消费需求，也就总是会有某些文化要素被筛选出来，除用于展演和展示外，也被用来在其日常生活和展演、展示或旅游接待之间形成某种区隔，以便继续维持社区内的文化秩序。赵玉燕博士和我都倾向于认为，旅游是一种典型的具有现代性和全球化背景的文化产业，它试图消费的文化对象经常是在实践中被分化成为展演、展示的和维系日常生活的两大部分;我们也都相信，在旅游场景下实际是存在着一个文化展示的逻辑，它同时也是导致旅游目的地发生文化变迁的最为重要的路径。不过，赵玉燕博士进一步认为，旅游场景的文化展示往往还可以展现出当地人的“自我意象”，这则是我以前较少考虑，感受到启发的。
旅游人类学的研究已经揭示出，旅游目的地社区最常发生的社会与文化变迁主要有文化冲击、社会分化、文化复兴、文化商品化、自豪感以及排外情绪等多种途径与形式。赵玉燕博士在她的这部专著中，详细说明了苗族山寨的独特文化是如何被视为一种文化资本，进而又是如何被组合开发成为旅游者的大众消费对象，亦即文化之地方性(湘西风情)或族群性(苗族风情)的重新创出。在这个“野蛮而优雅”的湘西苗寨，游客的文化消费欲求得到了迎合和引导，与此同时，当地文化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动态。首先是物质和器物层面，诸如民居、手工艺品、器皿、民族服装、银饰、传统饮食等，很容易直接被商品化;其中有些逐渐式微的，像刺绣、蜡染、扎染、木雕、编织、剪纸等传统工艺，也很容易借助旅游市场而获得复兴。其次是待客方式像拦门酒等，歌舞艺术如苗家花鼓等，还有诸多节庆活动中的仪式等，也都可以程度不等地成为文化展示的重要内容;而在展示、展演的过程中，往往难免出现某些乡土传统或民俗被破坏、混同、拼接、重构以及夸张的舞台化等趋向。更为重要的是，赵玉燕博士还通过对一家苗族博物馆的全面考察，揭示了苗族知识精英们的“文化自觉”以及他们试图重塑民族自我形象，并试图重新阐述和解说地域、族群乃至于国家历史的各种努力。
将“惧感”包括进文化再生产的对象范畴之内，这是很让我钦佩的卓识炬见。在我以前的印象中，类似“巫蛊”、“走尸”之类的神秘文化，很可能属于社区内部隐秘不宣、不愿被外人他者知晓或轻易不会展示给游客的内容，它们更有可能依照其内部文化的逻辑维系原状或在失去了相关的社会基础后逐渐走向式微。但现在，赵玉燕博士的研究表明，反倒是这些神秘文化的“神秘性”因其独特而更易成为旅游文化市场上的卖点(旅游吸引物)，它们同样也有可能在旅游场域的文化展演中出现，也同样有可能在文化再生产的过程中被变形、重构，被再发现和再定义。简单地说，这就是一个从“惧感”到“神秘感”的再生产过程。曾经是令人深感不安和恐惧的巫蛊世界，包括傩堂、还傩愿之类的神秘仪式以及上刀山、下火海、踩火犁、摸油锅、吃火炭之类的秘传绝技，现在则被重新解说或塑造成为神秘和浪漫(爱蛊)的文化，以迎合游客的猎奇心理;曾经是族际冲突与隔断交通的边墙屏障，现在则化身成为中国南方的“长城”。旨在演绎“神秘性”的各种仪式，在为游客展演的过程中日趋简化，其娱神、通神的属性，亦即神圣性逐渐衰减，而世俗性、娱乐性和表演性却在不断增加。此类仪式的舞台化演绎，大多都被剥离于原先的社会背景和语境文脉，仅成为展示族群独特性的素材和方式，甚至成为旅游社区新的娱乐展演文化的主要内容。
赵玉燕博士所强调的以排外自保为基本特征的“惧感”文化机制，是苗族社区在过去数百年间甚至更长的历史过程或经验当中形成的。反复不断的族际冲突，“民”与“苗”的对峙，“生苗”与“熟苗”的分化，朝廷的持续性征剿、压迫和甚至以边墙来固化的“生苗”边界，当然还有文化上的歧视和同化等等，依据所有这些“负”的历史遗产所建构起来的“惧感”文化机制，既有迫不得已的原由(抵抗和阻吓外部世界的他者)，也有主动的自我疏离(内向自保)。终于在大约近半个世纪以来，由于苗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惧感”这种“惯习”也自然发生着改变，开始融冰且加速解冻。现在，对外开放已经成为当代苗族社会的主旋律之一，本书作者令人信服地分析了导致开放的诸多路径，而发展旅游正是边区山地苗寨所新近经历的又一种途径。在这最新一轮的开放进程中，以苗族出身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族精英较为先行的“文化自觉”，固然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一般苗族民众的实践性参与，更是其重塑族群形象，凝聚文化认同，促成文化之自觉和复兴的最为基本的动力。
在完全的闭关自守不再可能的时代大背景下，“惧感”的文化内涵和机制，一方面确实是在逐渐地衰变之中，但另一方面它又以其他的形式被再次生产出来。我们看到，以疏离、疑惧为特征的“惧感”文化机制，似乎并没有伴随着苗族社区的开放和新时代的到来而立刻和完全消解，其表达方式的一部分仍然以自身的文化逻辑自在地延续、承袭着，并由此维系着族际的边际分野;与此同时，其另一部分表达方式则被卷入到文化展演的旅游文化逻辑之中，从而扩展了“惧感”文化的新外延。
赵玉燕博士在本书中使用了很多来自欧美的学术概念，包括皮埃尔?布迪厄的“场域”、“实践”、“惯习”和“资本”等，此外还有“文化再生产”、文化的“本真性”等，她努力使这些概念能够活用于对象社区的具体情形，并致力于发展或引申出一些新的概念，例如，从“场域”发展而来“旅游场域”概念，还有“惧感”的提出和界定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她在理论方面勇于探索的姿态。但我觉得，赵玉燕博士通过她的研究揭示给我们的是：边区苗寨的旅游开发所带来的不只是物质文化层面的现代化变迁，更重要的还有族群整体心态的积极性转换，亦即苗区民众从封闭逐渐走向开放的心路历程。这是我拜读本书所获诸多启示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点。
上述文字仅是个人的一点感想，愿以此为序，希望向大家请教。
2008年8月6日，写毕于北京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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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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