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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食被古人当做上天的训诫，但这并不妨碍古代的天文学家努力去窥测天意，试图掌握日食发生的精确规律。但是在汉以前，中国古代应该还没有能力准确预报日食的发生。《京房·日食占》中说：“日之将蚀也，……置盆水庭中，平旦至暮视之。”这段话告诉了我们一种古人观测日食的方法，也透露了当时没有能力精确预报日食发生的时刻，所以要从早到晚守候着。
到了西汉，基本上已经把月食看做是一种周期性发生的天象了，对日食则还没有达到规律性的认识。《史记·天官书》中有了“月食始日，五月者六，六月者五，五月复六，六月者一，而五月者五。凡百十三月而复始。故月蚀，常也；日蚀，为不臧也”的记载。虽然这段记载文字有错漏，但可以看出太史令司马迁（约145BC－约87BC）认识到了月食是周期性的天象，而日食却是无规律可循。刘歆（约53BC－23AD）在《三统历》中提出以135月有23次月食，首推月食周期，但尚无日食周期的推算。
到两汉时期，对月亮运行规律的认识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淮南子·天文训》中有了月日行度数的概念，事实上等价于恒星月的概念。刘向（约77BC－6BC）在《洪范五行传》中提出“月行九道术”，学者们认为这是对“月行迟疾”的正确认识，也即掌握了近点月的概念。东汉贾逵（30AD－101AD）在论历时也提出：“率一月移故所疾处三度，九岁九道一复。”这些认识，是在秦汉以前的大量实际观测和理论摸索基础上获得的，也为后代历法中定朔的推算和日食的预报做好了准备。
要精确预报日食，除了精确掌握月亮的视运动规律之外，还需要精确掌握太阳的视运动规律。中国古代的历法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认为太阳的周年视运动是均匀的，一天走一度。而太阳实际上在黄道上的视运动速度有快有慢，这样按照匀速运动就不能准确推算它在黄道上的位置，精确预报日食也就无从谈起。直到北齐张子信发现了太阳周年视运动的不均匀性，然后隋代的历法家才发展出来对太阳周年视运动不均匀的修正表，精确的日食预报才成为可能。
于是到了初唐时期，李淳风拿日食预报跟唐太宗赌命的故事才有可能“编造”出来。事出自刘餗的《隋唐嘉话》：
太史令李淳风校新历成，奏太阳合日蚀当既，于占不吉。太宗不悦，曰：“日或不蚀，卿将何以自处。”曰：“有如不蚀，则臣请死之。”及期，帝候日于庭，谓淳风曰：“吾放汝与妻子别。”对以尚早一刻，指表影曰：“至此蚀矣。”如言而蚀，不差毫发。
真实发生的事件是否如此有戏剧性，暂且不论。但这个故事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当时历法家预报日食的水平已经大大提高了。
古人相信太阳是天子的象征，发生日食是上天对人间天子的训诫，要求其改正行为方面存在的错误。所以明君如唐太宗者，听说会有日食发生，也会不高兴。那么当日食能够进行精确预报之后，日食预报成了最精密的历法推算项目，日食所具有的那种星占含义，是否就失效了呢？答案是：不！
且看这样一幅天人互动的生动图景：开元十三年十二月庚戌朔（726年1月8日），唐玄宗正在东封泰山完毕后返回京师的半路上，按照当时历法推算，这天应当发生大食分的日偏食。于是玄宗皇帝在这天不吃饭、不听音乐、不打太阳伞、不穿颜色鲜艳的衣服，如此这般一番做作后，日食居然没有发生。当时跟去封泰山的群臣与八荒君长都“奉寿称庆，肃然神服”。日后被称为一代名相的张九龄当时也上了《贺太阳不亏状》这样的马屁奏章：
右今月朔，太史奏太阳亏，据诸家历，皆蚀十分以上，……今朔之辰，应蚀不蚀。陛下闻日有变，斋戒精诚，外宽政刑，内广仁惠，圣德日慎，灾祥自弭。若无表应，何谓大明？臣等不胜感庆之至，谨奉状陈贺以闻。仍望宣付史馆，以垂来裔。
唐代大天文学家僧一行认为这次日食没有发生，一定是皇帝的德行感动了上天。因此大唐天子借这次所谓的“日应食不食”又进一步确立了他的崇高威望。
一行在《大衍历议·日蚀议》中说：“使日蚀皆不可以常数求，则无以稽历数之疏密。”很多现代作者都引用到这里，以说明一行具有了日食是历法疏密的检验标准这种很有现代“科学”味道的思想，实际上一行还有很重要的后半句：“若皆可以常数求，则无以知政教之休咎。”现在看来，一行的这段话非常典型地表达了他的历学思想，这种思想与现代科学的精神和方法是完全不同的。一行一方面指出可以通过日食预报准确与否来评判一部历法的优劣；另一方面又认为日食是不可能都用规律去求出来的，如果都能用规律把日食求出来，那么上天就失去了对人君的警示或褒奖手段。所以在一行这样的历算大家眼里，对交食的推求显然不是一项纯粹的对自然规律的探索，而是为政治服务的一种手段。
现在我们知道开元十三年的日食是确实发生的。这是一次最大食分为0.922的日环食，最大食分时本影落在北纬17.9°、东经34.3°，最大食分发生的时刻是北京时间17:13，当时太阳已经下山。因此这次日食只是不能被中国中原地区的观测者观测到而已。
一行对待日食的这种二元论态度是中国古代对待天变的两种态度集合在了一身。一方面，中国古代有一种出自荀子的“天行有常”的思想；另一方面，日食在“神道设教”方面的意义始终在被强调，而且往往是主流。北宋王安石锐意改革，被保守派扣了个“三不足”的帽子，即所谓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熙宁三年（1070年），翰林院要进行一次考试，翰林学士司马光就拟了这样一道“策问”：
今之论者或曰：“天地与人，了不相关，薄食、震摇，皆有常数，不足畏忌。……”意者古今异宜，《诗》、《书》陈迹不可尽信耶？将圣人之言，深微高远，非常人所能知，先儒之解或未得其旨耶？愿闻所以辨之。
司马光从反对变法的立场出发，要人评论王安石的“三不足”思想。虽然王安石从来也没有公开宣称过这“三不足”思想，但保守派还是抓住这一点对王安石展开思想攻势，把当时出现的种种天变说成是变法招致的天谴。王安石的变法招致众多反对意见，最后失败，这与他对待日食等天变的激进态度，无疑有很大的关系。事实上变法的支持者宋神宗也没敢跨出这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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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2009年7月29日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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