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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歌社的成立
刘锡诚《丁英和上海民歌社》开篇明确指出:“抗战胜利后不久,1947年5月,在上海成立了一个以诗人为主体的民间文学搜集研究团体——民歌社,提倡搜集民歌(也附带搜集民间故事)。”非常明确地交待了民歌社的创建时间是1947年5月。不过,从前述“民歌社”这一名称最早出现在1947年2月来看,“1947年5月”的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朱守芬《丁景唐八十纪年》“1947年”下有“5月,由上海沪江书屋出版《怎样收集民歌》。书后附有全国民歌书目,与薛汕、沙鸥、袁鹰、端木蕻良等41人组织民歌社及征求民歌启事”,此处语言显得含混不清,并没有很清楚地道出民歌社的创建时间就是1947年5月。
陈思和、丁言昭在《希望之孕——记丁景唐编辑生涯50年》中曾大胆地说“一九四五年他组织过一个民歌社的团体,公开征集各地民歌”,而丁景唐本人在《怀念范泉》中回忆说:“1946年……那一年……在上海组建成立了民歌社”。前者无法找到证据来证明1945年民歌社即已成立,其消息来源大概是丁景唐1951年3月14日为《浙东民歌》(未刊)所写的自序:“对于民歌的爱好,已是很久的事,但有系统地进行收集和研究工作,是在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开始。那时我们在上海曾组织过一个民歌社的团体。”后者所言严谨可靠,这可以从1946年丁景唐公开征集各地民歌的启事中推理出来:一份发表在1946年11月29日《四明周报》第5期第6版上,题目为《征求歌谣小启》；另一份发表在1947年1月10日《活路》第6期封底上,题目为《征求各地歌谣小启》,两份启事的落款都是1946年11月。
1947年2月发表的丁英论文《谈民间歌谣的收集》前言,在3个月后(5月)出版的丁英论著《怎样收集民歌》里,则被删除了一大段话,原整段文字如下:
因此比较详细地来叙述我们对于歌谣的企望和收集整理的具体计划,遂成为非常必需的事。在一个星期日的午后假期魏绍昌兄家中约集十余位友人,那就是吴越,项伊,袁鹰,陆以真,徐淑岑,薛汕,叶平,刘岚山,廖晓帆,魏绍昌诸兄,(马凡陀先生和沙鸥兄因事缺席)作了一次初步的商谈。谈话间,大家都感觉到要使民歌研究工作能经营展开,有成立一个专门收集,整理并出版的学术团体的必要,当经一致同意“民歌社”的组织。不过,同时我们也保留并不一定要有固定的严格的形式底建议,所以也没有章程和负责人那一套的拘束；只想每月来次友谊性的座谈,交换心得和意见。
上述文字,除了第一句话保留外,后面的一大段文字在丁英论著《怎样收集民歌》中全被删除了。这段被删的文字还是有一些信息值得重视:第一,民歌社是一个专门收集、整理并出版的学术团体；第二,这10余人是最初的参与者,他们也全部出现在后来的民歌社社员名单中；第三,民歌社没有章程；四,民歌社每月进行一次“友谊性的座谈,交换心得和意见”。
经过半个多世纪,丁景唐在《怀念范泉》里追忆民歌社组建的这段史实:
1946年,许杰先生到上海,他写信为我介绍福州青年作家郭风、欧坦生,请他们帮助搜集福建民歌。那一年,我与薛汕、袁鹰、李凌、沙鸥等在上海组建成立了民歌社,其宗旨在推动诗歌创作,大力宣传搜集民歌。社员有王采、吕剑、吴越、劳辛、廖晓帆、刘岚山、魏绍昌、张周、苏金伞、马凡陀、端木蕻良等四十多人。
上述追忆中交代的民歌社组建的时间为1946年是可取的,尽管没有指明具体的月份。此外还指出了丁景唐与薛汕、袁鹰、李凌、沙鸥等核心人员在上海组建成立了民歌社,并交代了社员有40余人。丁英论著《怎样收集民歌》“附录:征求各地民歌启事”出现了42人的民歌社社员名单:
民歌社:丁英王采吕剑郭明席零黎明李凌沙鸥吴越李素开徐淑岑劳辛袁鹰项伊陆以真陆淳谭林向前霞巴赵小诃孙慎林慧叶友秋张文纲陆素麦野青徐渡萌竹廖晓帆叶平庄稼默之刘岚山魏绍昌薛汕张周洛汀苏金伞马凡陀廖逊人端木蕻良同启
《青春》1947年2月号出现“各地民歌特辑”,据“编者附识”称:“承民歌社丁英君之协助,每辑特辟民歌一栏”,此处所言“承民歌社丁英君之协助”,则将丁景唐视为民歌社普通一员,即一名社员而已。当然,从1946-1947年丁英登载征求民间歌谣的启事来看,丁景唐确实功不可没。
丁景唐时为中共地下党“学委”系统宣传调研工作者,这一特殊身份使其须时时持有一种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结合的策略,因此组织民歌社时,不能明确谁是负责人,也不能制定有关章程,以免引起反动当局的注意而带来严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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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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