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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代统一以后，寒食在传播上不再受地域的限制，从现存史料中隋代没有禁寒食的记载来看，隋代上层社会对之也并不排斥，故寒食在隋代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这样一来，由“介子推说”所构成的寒食与儒家礼的对抗也最为激烈。由于寒食自北魏开始就已经在上层社会传播扩散，并逐步被上层社会所接受，所以此时朝廷下诏禁止与取缔寒食已经不再可能，因此人们势必会对造成寒食与儒家礼对立的源头一一“介子推说”进行反思。事实上，隋代人对寒食起源的“介子推说”已经产生了质疑，如被保存在《邺中记》卷5的杜台卿《玉烛宝典》日：“俗人以介子推五月五日烧死，世人甚忌，故不举火食，非也。北方五月自作饮食祠神庙，及五色缕、五色花相问遗，不为子推也。”由于隋人享国日浅，所以也只是质疑而已，并没有能够提出新的可以消除寒食与儒家礼对抗的新解释，但初唐人却做到了。
初唐人对寒食作出了新解释，这主要见于《艺文类聚》与李贤的《后汉书》注。《艺文类聚》卷4“岁时中·寒食”：
《周礼》曰：司煌氏，仲春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为季春将出火也。
《荆楚岁时记》曰：去冬至一百五日，即有疾风甚雨，谓之寒食。
周斐《先贤传》曰：太原旧俗，云介子推焚骸，一月寒食，莫敢烟爨。
陆翔《邺中记》曰：并州俗，冬至后百五日，为介子推断火，冷食三日，作乾粥，今之糗是也。又日：寒食三日，作醴酪，煮粳米及麦为酪，捣杏仁，煮作粥。之所以将之详细地列举出来，是因为从其表述顺序来看，传统的“介子推说”被置于《周礼》之后，而这在初唐还不是特例，此后高宗太子李贤在注《后汉书》卷61《周举传》中“太原一郡，旧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龙忌之禁”时亦持同样观点。李善注引《新序》日：“晋文公反国，介子推无爵，遂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求之不得，乃焚其山，推遂不出而焚死。”事具《耿恭传》。龙，星，木之位也，春见东方。心为大火，惧火之盛，故为之禁火。俗传云子推以此日被焚而禁火。
李贤注的内容包括两方面：(1)对传统的“龙忌之禁”进行了重新的解释。关于“龙忌之禁”最初见于《吕氏春秋》卷12《季冬纪》第12“士节”：“晋文公反国，介子推不肯受赏，自为赋诗日：‘有龙于飞，周遍天下。五蛇从之，为之丞辅。龙反其乡，得其处所。四蛇从之，得其露雨。一蛇羞之，桥死于中野，悬书公门，而伏于山下。’”可见，它最初喻指的是君臣关系。但是到了李贤这里，“龙”却成了星相，并日：“春见东方，心为大火，惧火之盛，故为之禁火。”如果将李贤此处所作的注与前人对《周礼·秋官·司煊氏》“仲春，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所作的注疏进行对照，我们会发现两者旨意相同，如汉人郑玄注曰：“为季春将出火也。火禁，谓用火之处及备风燥”，如唐人贾公彦疏之日：“三月昏时，大辰星在卯南见，是火星出，此二月未出，故云为季春将出火也。”因此李贤亦是将《周礼》视为寒食的源头。(2)将传统的“介子推说”作了性质的判断，认为它是“俗传”，即民间的传言，并不是正式的解释，言下之意，行文背后没有言明的《周礼》才是正式的解释。可见李贤所持的观点与《艺文类聚》一致，都是将《周礼》视为寒食的最初起源。可见，这种解释无疑是全新的，今人也将之简称为“改火说”。由于《艺文类聚》和《周礼注疏》都是初唐官方主持修撰的，因此“改火说”实际上是初唐官方所作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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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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