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制度在夏代盛行着，故《尚书大传》卷4云：“吴越之俗，男女同川而浴。”王文清《再论吴越同俗二》云：“夏禹时吴地的‘裸国’或‘裸民’之处的文化，即相当于分布在今江浙沪等地的良渚文化。……这种文化也分布于宁镇地区，向北到达江淮之间……大约相当于唐虞到夏代初期。”良渚文化是由母氏社会进入父氏社会的前夕，到商代尚可见到这种制度，甚至春秋战国时代，尚存留那原始遗俗。如《左传》桓公十五年，郑祭仲妻对她的女儿说：“人尽夫也。”《诗·郑风·褰裳》：“子不我思，岂无他人。”那都是乱婚制的遗痕；而春秋时所谓“媵”的制度，即为群婚制的残余。⑨

这种原始婚姻制度，体现在男女关系上，是男人往女子家营男女性生活。虽然母系氏族社会制度到了商代中期以后已经随着奴隶制、封建制的成立，而消失；然而它的遗风末俗仍不断如缕，为后世某地域人的生活所承袭。时有所见。

据常金仓先生说；“古人选择初婚时刻进行亲迎，本来是袭用了氏族制下‘走访婚’的习俗。⑩不但春秋战国时代有这种风俗，秦汉三国六朝时，也有这种婚俗留存。《后汉书·东夷传》：“其耆老言海中有女国，无男人，或传其国有神井，闚辄生子云。”在后汉时代，尚有边疆少数民族停留在母系氏族社会时代，国中无男，却能生子，于是造出“有神井，闚之辄生子”的传说，无男或是事实，但能生子，必是外地的男人到那里和“女国”的女子发生性关系，然后就离开了。“可见后汉时的边疆少数民族，还停留在原始母系社会时代，男女关系还维持着那种男到女家营性生活，然后就离开的风俗习惯。据说汉代以后，进入阶级社会的各地越人，往往保留着原始社会的婚姻习俗或其残余……这一习俗过去也曾长期残存于……东南及岭南东部曾为古代越人居住区的某些汉族中。”（11）

这种风俗习惯，不但是古代，即使民国以后，还可以在中国西南地方的某些少数民族中看到。

四、现代西南少数民族的试验婚和阿注婚

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的布朗、西定、巴达山区；在兰沧、景东、墨江、云县、双江、镇康、耿马等县，散居着布朗族，人民尚处在原始社会末期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农村公社阶段，保留着不同程度的原始公社制残余。他们的青年男女的社交活动还很原始，从十六、七岁开始谈情说爱。通常是姑娘呆在各自竹楼里纺织做活，专等心爱小伙子光临。恋爱活动经过一番竞争，最后剩下一对情人，低声细语，互送秋波。男方往往到了夜晚（初婚）到姑娘家楼门口，发出信号，姑娘接到信号，立即走出门来，开始交谈，等到感情成熟后，就定婚事，然后去女家从妻居，实行“试验婚”。（12）在云南宁蒗县和四川盐沅县交界的永宁区，居住着被人所称为“女儿国”的纳西族。他们在男女交往关系和婚姻上尚保留着“阿注婚姻”、“阿注同居”等方式。学者们认为是母系社会和群婚制残余。“阿注婚姻”的主要特点是：建立婚姻关系的男女双方，各居母家，通常是男子夜间到女子家里访宿，次日拂晓返回自己母家，与母家成员一起生产和劳动。建立这种关系的双方，彼此互称“阿注”，意即“朋友”；或叫“主若主来”，意为“亲密的男朋女友”。这一族的青年男女在社交中，常常通过对歌形式，用含蓄双关语言试探对方。

阿注关系建立后，男女就可偶居。最初偶居时，大多处于秘密状态，男子到女子家走访，先是避开女家亲人，用事先约定的暗号，秘密进入女子卧室，第二天清晨，即勿勿返回母家。经过一段时间，秘密来往已经被人察觉，在女家表示欢迎的情况下，男子方公开到女家主室，同女子母亲、舅父等人见面，然后同女子公开同宿，即所谓“阿注同居”。“阿注同居”是介于阿注婚姻和正式结婚之间的过渡形式，不需举行请媒人、办喜酒、宴客等结婚议式，名义上仍不算正式夫妻。所以仅是正式结婚前的男女交往形式而已。（13）

“阿注婚”，常金仓、郑昌林两位博士，在他们的博士论文《周代礼俗研究》、《中国古礼研究》中，都异口同声地同意是母系氏族外婚、亚血婚群婚的遗制，看来是不会错的。我却觉得布朗族的男女交往习俗，也残留着同样的痕迹，可不是吗？

如果我们拿这种婚俗，去看六朝民歌，站在这种“阿注婚”的男女交往习俗去诠释六朝民歌，那将如何呢？

五、六朝民歌中的“阿注婚”残迹

民俗固然不断地在变化，但当新的习俗兴起的时候，有一部分原始礼仪的形式被保存了下来，它的原始古义被有意识地改造了，或被某部分团体保存着，继续发挥着作用。上面所引《乌夜啼·其四》中那位男主角在听了乌臼鸣“三更啼”，就马上“冒闇去”，如依普通社会习俗的偷情情况去了解，便有点儿费解。

如果我们不以普通社会的偷情去理解，而是把这首诗放置在“阿注婚”的社会背景里面去了解，诗的意象便清清楚楚地呈露出来，诗中的人物活动便合情合理，诗中的情节发展便畅通无碍。但这样也许还不能让人口服心服，认为那是表现上偶然巧合，尚不足以确定它与“阿注婚”的习俗有关系。下面我想再谈一些相关的问题作为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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