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考古学家的研究,大约在距今四千多年的新石器时代后期,百越族群自北部及东南逐渐迁入西南地区(注: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越族为夏民族之演称”,夏被商灭后,其后商有二支往南往北迁徙,其中往南迁入东南等地的部份为越族。如果按这种解释的话,那么越人进入西南的时间在这个稍后点的时间。参见彭适凡主编.百越民族研究[M].江西教育出版社,1990.P.7.),与百濮民族交汇。这可能是西南地区第一次大的民族接触和文化碰撞,形成了濮、越民族交错杂居的分布格局。这一次民族交汇对茶文化产生的重大影响,就是促使了它的北传。《史记·楚世家·正义》引刘伯庄云:“濮在楚西南”。这说明在巴国东南边界与楚国西南边境连结的地带有濮人分布,与其他民族交错而居。他们也擅长种植茶,很可能与澜沧江中下游的濮人同属一源,是被越人征服后向北迁移的一支。虽然这部份濮人人数少,后来融入到其他民族中,但保留着采、种茶的传统。正是他们在北移时,把茶艺传布到巴蜀之地,使巴国在公元11世纪时,茶在其经济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其果实之珍者,树有荔枝,蔓有辛蒟,园有芳嶲香茗。”[15]作为这一成果的遗留,便是我们今天在巴蜀之地所见到的众多的古代茶树。至于说迁入的越人对茶文化的贡献,从其后裔傣族在著名的“普洱茶”生产经营中的作用可见一斑,更何况在滇西南的许多傣族自己也植茶种茶,在其经济中占有一定的比重;[16]西南其他地区,如广西、贵州的壮、侗等民族,植茶种茶的历史很悠久,园艺水平也很高,这是众所周知的。
氐羌系统民族向东、南方向迁徙进入西南,是第二次西南民族的大交汇。古代氐羌民族是今天许多藏缅语族民族的先民,原来居住在西北高原,以游牧为生。春秋战国开始,逐渐向西南境内迁徙。由于他们长期的高原游牧生活所形成的对高海拔地区凉爽气候的适应,所以在进入西南以后,选择了人口稀少、气候凉爽的山岳地带定居或游耕,而这也正是最适宜茶树生长、种植的环境。也正因为这样,他们之中的许多民族,如彝、哈尼、基诺等民族的先民,对茶文化的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比如哈尼族,“隋唐之际,哈尼族先民‘和泥’已完成了从西北高原向滇南腹地的大迁徙,广泛分布在红河、思茅、西双版纳地区,即唐‘银生节度威远’辖域内。在迁徙中,他们与百濮民族发生了重大文化交流,成功地吸纳了百濮种茶技艺,并参与到对野生茶树的人工驯化、培育中来,并将中国的茶文化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创造了以普洱茶为代表的哈尼族茶文化。”[17]在发现了震惊世界茶坛的“茶树王”的原产地——西双版纳南糯山,分布着哈尼族和布朗族。据当地的哈尼族老人说,他们从墨江搬到这里已经五十五六代,在此之前,这里已有布朗族裁种的茶园。这说明百濮民族确系最早植茶的民族,哈尼族是向其学习到的茶艺技术。尽管如此,这个历史也非常久远了。如按通行的历史年代计算法,每代20至25年,则哈尼族至迟在一千多年前就在这里种植茶了。正因为南糯山具有产茶的悠久历史,又出产作为贡品的上等大叶茶,所以在“召片领”建立封建领主制、统治西双版纳以来,南糯山不归所在的勐海管辖,而一直被作为宣慰议事庭的直属单位纳贡。[18]
各民族在接受、习得茶文化的过程中,结合自己的喜好和需要,创造了各具民族特点的茶俗茶文化。比如白族的“三道茶”,作为待客迎宾的佳品,深受人们的喜爱,产生的历史也非常悠久。为了便于保存和运输,白族还创造了沱茶,年代也很久远。此外,布朗族的“青竹休”、“佤族的“烧茶”、“哈尼族的“煨土锅茶”和“煨酽茶”等都极富民族和地方特色;在牧区藏族中的“酥油茶”更是闻名遐尔,不仅本民族离不开它,邻近的其他民族也非常喜爱它。茶文化的这种个性化和多样化现象,既是茶文化发展的标志,又促进茶叶需要量的增长,促使茶树种植扩大。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迁,茶在西南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中越来越占有重要地位。它除了用作供奉神灵的祭品和待人接物的礼品外,在某些地区还用作与货币一样的等价物,在商品交换中流通。在民主改革前的西双版纳及思茅的部份山地集市中,当地民族用“野芭蕉叶”将等量的茶叶包裹起来,当作货币使用。这种现象在其他地区的民族志材料中也可看到。它一方面反映出商品经济在民族地区的不发达现实,是以物易物方式的延伸;同时也说明了茶叶在人们观念意识中不可替代的地位以及在现实社会中的广泛用途。这同样促进了茶树的广泛种植。至于说茶从西南地区的大量外运,尤其是与北方游牧民族进行大规模的“茶马互市”,更是促进了茶叶的广泛种植和茶文化的向外发展。但这应该是另一篇文章的内容了。
基金项目:本课题受“台北中流基金”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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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史军超.哈尼族与百濮民族茶事丛谈[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9(2).
[18]杨忠明.西双版纳哈尼族史略[M].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p.67.
(本文原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11期,第37~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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