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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的春节，定在农历大除夕和正月初一至初三(其所以包括大除夕，是为了方便老百姓办年货)。但在我国古代，以立春为春节。《后汉书·杨震传》上书：“又冬无宿雪，春节未雨，百僚燋心。”江淹《杂体诗·张黄门协<苦雨>》：“有弇兴春节，愁霖贯秋序。”这里的春节，指春天的节序。这个词与其他含有“春”字的词，往往有关联。如“春饼”，按当年风俗，为立春日所食之饼，用酱熏及炉烧盐腌各肉，并各色炒菜，以局粉烙成卷而食之，以贺春季之到来。又如“春牛”，按当年风俗，立春前一日农家有迎春仪式，一人扮“勾芒神”，鞭土牛，由地方官行香主礼，名曰“打春”，土牛即名“春牛”，以象征农事。还有“春醪”，陶渊明《停云》诗：“静寄东轩，春醪独抚。”厉鹗《悼亡姬》诗：“除夕家筵已暗惊，春醪谁分不同倾？”盖指春节所饮之酒。如此等等。这些民俗，有的已成为过去，有的也许还残存到现在，多数只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我出生在江苏常州。儿童和少年时期，春节都在常州家中过。我记得，到了除夕，家中正厅即挂起四幅“神影子”，即大爷爷(祖父的大哥)、大奶奶(祖父的大嫂)、爷爷(祖父，排行老二)、三爷爷(祖父的三弟)四个人的遗像，由画工绘出。奇怪的是画上的男性都穿戴着清朝的官服，红缨帽，马蹄袖；女性则穿戴着凤冠霞帔。我和哥哥、妹妹都要向“神影子”祖宗行三跪九叩首礼。厅内燃起蜡烛，关门闭户。外面院子里大放爆竹，响声震天。孩子们点燃爆竹后必须立即回到厅内，叫“闷声大发财”。爆竹放完，才打开门窗，阳光入内。大年初一的午餐是继除夕“年夜饭”之后的又一“团圆饭”，吃团子(象征阖家团圆)，鲤鱼(象征丰盛有余)，花生(象征妙笔生花)，桂圆(象征桂冠加额)。欢声笑语，热气蒸腾。
常州人称祖母为“亲娘”(这称呼很奇怪，不是称母亲，常州人称母亲为“娘娘”，或“姆妈”)，但我家因曾寄居北京，所以称祖母为“奶奶”。奶奶给孙子辈讲家史：大爷爷在光绪年间用挣得的钱买了官，到安徽去候补，还未补上，就病殁他乡。爷爷困穷，当了乡镇杂货店“朝奉”(即售货员)，二十六岁得急病，野郎中开了重石膏药，服后三天即亡故。三爷爷秉性刚烈，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被仇家踢中要害，死时仅十九岁。奶奶含辛茹苦，把我父亲抚养长大。父亲学习勤奋，得到五中校长屠元博的赏识，获公费留学日本，学成归来，屠校长将堂妹嫁给我父，即是我的母亲屠时。父亲从事建筑和建筑教育事业，历任建筑师、工程师、教授、校长、教务主任等职。家道转为小康。我的童年即在这种优裕的家庭环境中度过。
保留在记忆中最早的一次过春节，是1928年，我五岁时。家中大人们孩子们欢天喜地，拜佛烧香，共庆佳节。放过爆竹，我忽然听到墙外有人声，嘶哑低弱，喊着：“娘娘太太，老爷小姐，阿弥陀佛，行行好吧，冷粥冷饭，施舍一点，积德积德……”我寻声出门，只见巷子里有一老人，搀着一个小女孩，那女孩也不过四五岁，正在沿街乞讨。老人须发皆白，衣衫褴褛；女孩泪痕贴面，冷风吹过，已近冰凌。我惘然呆立，又即回屋，对母亲说如此，母亲即掏出几张钞票给我，我不问钱数，又跑出门去追那一老一小，想把钱给他们，但人已杳然，不知去向。这是我记忆库中最早的一个印象，它在我心上划了一道很深的伤痕，到今天我已八十九岁，而那道伤痕依然深印在心中，我每一想起，即会泪水盈眶，一种无名的痛楚，顿时袭来。那年是戊辰，也是龙年春节，距今已八十五年。八十五年的烙印，将陪伴我到终老。
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这年11月，举家逃难，从常州，到武汉，又经新堤，广州，香港，乘轮船回到“孤岛”上海。1938年戊寅虎年春节，是在上海寄居于姨母家过的，冷寂凄清，天日无光。已知悉家乡寓所被日本侵略军烧毁，那四幅“神影子”当然也成了灰烬。抗战期间，我家经济情况一落千丈。父亲为哥哥和我赴美留学所需而准备的一笔款项，如魔瓶里放出的巨人，为通货膨胀所吞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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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新网-文汇报 2012年01月21日 12:03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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