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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乡土主义：工国还是农国？
近年来全球性粮食暴涨暴跌，与石油价格的暴涨暴跌如影随行。现代农业体系是一个对能源高消耗的产业，粮食的价格与石油的价格具有强烈的联动关系，一个高油价的市场是不可能长期保持低粮价的，因为这其实是用国家的钱在为国际热钱的操控买单。如果暴涨持续，中国以一国之力能够抵抗多久？这并不容乐观。粮食与石油暴涨与暴跌的背后是国际热钱的直接操控。暴涨与农民收入提高并无关联，通胀只会加速城乡的断裂，暴跌也是一样，——这正是资本主义市场对乡村破坏性过程的不同表现。正因此，重提思考新乡土主义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模式和社会模式，已经刻不容缓。在这个意义上，重建乡村共同体，是首要问题。
现在有观点认为耕地与农业应该为房地产和城镇化让步，耕地红线束缚的“是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而中国的粮食问题应该依赖世界粮食市场来解决。但是，全球年粮食交易量为2亿多吨，而中国的年粮食需求量为5亿多吨。中国缺粮，谁可以供应？中国农业之所以还有可能保持低价，一是因为中国还大量存在着自给自足的小农，他们养活了自己，而不是依赖粮食市场，这一点非常重要。二是中国的粮食省长责任制和中央储备粮制度，它们是由传统的非市场经济模式发展出来的制度。
乔万尼·阿里吉在对非洲的研究中发现，农民的全面无产阶级化最终给资本主义部门带来的是更多的问题而非有利的条件。只要无产阶级化是局部的，它就创造了非洲农民补贴资本积累的条件，因为他们自己生产了部分生存品。而一旦农民彻底无产阶级化，这种机制就越趋于瓦解，因为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必须为劳动力再生产承担全部代价，社会斗争也就越来越从乡村地区转移为城市地区，转移为争取工资报酬的斗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乡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小农经济”为中国市场化发展所做出的贡献，需要重新评估。
依赖世界市场，意味着把粮食和石油的定价权都交给华尔街，那就意味着整个世界成为美国式资本主义农业的人质，——该体系正是由金融资本所操控的。WTO之后的中国农业实际上已经很大程度上卷入美国式农业的绞肉机中，中国已经成为最大的美国杀虫剂市场、种子市场、化肥市场之一，是其转基因农业产品的倾销地，东北玉米、大豆已经失守。西方发达国家的生物公司，正在侵犯中国的粮食主权，有识之士已经为此一再发出警告：中国的大米主权，危在旦夕，这并非耸人听闻。
今天，越来越多的共识已经形成，那就是单纯的市场不能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而是相反，它是今天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源。今天，华尔街的金融崩溃意味着资本主义市场霸权自身的失败，这应该成为我们新的“自觉”与“觉醒”，犹如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章士钊、梁漱溟所呼吁和实践的那样，中国究竟是要做以外向型世界市场为导向的、社会分裂的“工国”，还是立足社会本位、追求没有城乡差别的“农国”？中国的社会建设如何重新以乡村建设为基础，而不是建立在西方式的市民社会的想象中，并以此来倡导新的乡土主义？在新的历史视野里，重新回顾从梁漱溟到毛泽东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已经是一个迫切的时代召唤。执政党的“和谐社会”理论只有彻底解决“三农”问题才能实现。
以乡村作为社会本位是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思考与实践，在今天关于什么是“中国道路”的讨论中，应该获得新的理解。所谓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性困境，最根本的表现就在于乡村与国家的复杂关系，一个依然深刻地制约着中国今天和未来的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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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2012年1月17日14版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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